一、知识产权研究与中国合同法的起草

　　（一）《合同法》分则中的知识产权合同。

　　《合同法》颁布后，起草参加者及知识产权主管与研究机构之外的人们，曾吃惊地发现：“分则”部分中，在技术合同之外几乎排除了其他知识产权合同。而无论1995年3月出台的合同法“专家建议稿”，还是1995年7月出台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合同法“试拟稿”，都包容了一大部分版权合同、商标合同分则。同一时期的报刊上的专家论述，也多是希望尽可能地把各种知识产权合同统统收入分则。1

　　从这一变化，可以反映出中国的知识产权界对《合同法》起草的参与，以及中国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对《合同法》形成的影响。

　　从1995年下半年起，直到1999年2月，知识产权界学者以论文形式、知识产权主管机关以专题报告形式，不断指出原有各种草案中，因对知识产权缺乏深入研究而反映出的滞后2、概念性错误3等等，希望能够在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由专门法去规范这类合同4.这些意见不仅大部分被《合同法》起草过程所采纳，而且反映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合同法》的说明中。按“说明”所述，《合同法》中第123条对一大部分知识产权合同应由什么法去规范，作了原则性规定。

　　只是在专利领域，“不纳入合同法分则”的呼声及专利合同的特殊性问题，反映到立法机关过迟，已很难把它们在短时间从“技术合同”分则中摘出。不过，《合同法》第355条，已经作了补救，即极特殊地规定了其他法律乃至“行政法规”如果对专利合同、专利申请合同的规定与《合同法》不一致，则依照那些法律及行政法规。这实际上仍旧等于把专利合同从分则中又摘了出去。

　　（二）权利与载体的可分性-知识产权在有形货物买卖中应予注意之点

　　一方面，《合同法》中基本摘除了知识产权合同分则；另一方面，《合同法》又并未完全置知识产权于不顾。因为，在并非知识产权的交易中，有时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合同法》第137条规定：“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在较早的“专家建议稿”及“试拟稿”中，并无这一条；在1998年9月7日公布征求意见的草案中，虽有这一条，但没有两个逗号中间的那半句话。经知识产权界的建议而最后形成的这个条文，既明确了知识产权之“权”在通常情况下不随物转移，又照顾到诸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8条的特例及当事人自愿权随物转的情况。这一条仍旧存在的缺点是：以“软件”为例不够典型。因为“软件”在现代恰恰是本身可以没有可转移之载体的网络传输作品之一（亦即“直接电子商务”的买卖标的）。如果以“艺术作品原件”之类为例，也许更有利于说明问题。这个意见并非知识产权界未曾提出。只是由于更多、更重大的对《合同法》草案加以修改的其他意见在同一时期过于引人瞩目，这类枝节性意见则未被顾及了。

　　（三）商业秘密的特殊保护

　　如果说在《合同法》“技术合同”分则之外，有什么直接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条款的话，那么除了上述第137条外，就只有第43条了。这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未成立，仍旧须依《合同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说不通的，因而在直至1998年12月之前的诸草案中，也并无此说。但毕竟国际上多年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技术秘密的贸易活动）已把这种责任作为惯例。这种惯例多年前已见于国外专著及国际组织文件中5，并被介绍到中国6.所以《合同法》最后接受了这种看似违背常理，却又是保护商业秘密所必不可少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