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与债权相比，其共同性在于二者都是财产性权利，且都具有请求权内容，均可转让。但是，股权不同于债权，第一，股权与债权产生的根据不同。股权以出资行为为发生依据，而债权因合同等行为而发生。第二，股权与债权的内容不同。股权虽然包含请求权的内容，但这种请求的内容与债权不一样，债权是一种完全的请求权，债权人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之前，不能直接支配该标的物，他只能通过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才能最终实现自己利益。而在股权中，请求权（如财产分配权、临时股东会召集请求权）不过是股权的部分权能，而且其中的非请求权内容，又非债权所能涵盖。第三，股权是一个可变权，它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而有涨有落，是一个不定值，而债权是一个不变权，是一个定值，因为它的内容具有特定性。第四，股权与债权的受偿顺序不同。债权先于股权优先受偿，在获得收益的先后顺序上，公司必须先支付债务利息，然后才能派发股息；在公司倒闭情况下，债权也先于股权优先受偿，债务清偿完毕之后，股东才可按其持股比例获得财产的分配权。

　　三、银行债权不能转化为股权

　　所为银行债权，即银行基于其与企业签订的借贷合同而产生的债权。通过借贷合同，银行将贷币贷给企业，企业应按约定期限归还贷款并支付约定利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信贷便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途径。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加上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导致一些企业不能如期清偿银行债务，这样就形成了银行中大量的坏帐、呆帐。为了缓解企业负债压力，同时化解银行的不良信贷资金，“债权变股权”的新观点便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讲，银行债权折合为企业股权，银企关系也就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即由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公司与股东的关系。这种新型的银企关系无论对于银行还是对于企业来讲都不是可行的。

　　对于银行来讲，不可行之处表现在如下方面：

　　（1）债权变股权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 从而最终损害银行的利益。股权具有风险性，债权变股权后，倘若企业能起死回生，结局倒是皆大欢喜；倘若企业一蹶不振，甚至破产倒闭，银行利益必然受到更大的损害，因为企业一旦破产，股权后于债权受偿，倘若企业的剩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股权的经济价值就会化为乌有。商业银行应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债权变股权的作法显然与上述原则根本相违背，因而不妥。

　　（2）债权变股权加大了国家金融调控难度， 不利于银行的有效监管。债权变股权容易导致银行信贷受自身利益驱使而厚此薄彼，资金投放向持股企业倾斜。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有效控制得不到保障，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容易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责权利脱节，约束机制松散，盈利中饱私囊，亏损则由国家承担。前几年银行参与房地产投机已是前车之鉴，债权变股权同样也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债权变股权有悖于现行立法。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对于银行持股多有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例如日本《禁止私人垄断法》，规定银行对一个企业的持股率不得超过10％；而在英美等国，虽然商业银行也一度曾大量从事投资业务，但30年代经济危机使这些国家修订了有关银行法。在美国《银行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严格禁止银行直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权。在我国目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力较差，银行向企业持股更应当进行严格限制。对此，我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此外，该法在第74第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上述投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银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债权变股权实乃等同于银行向企业变相投资，这种作法显然与现行立法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