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中国政府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国有化并非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但它却因具有政府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配置经济剩余，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易于操作、政治风险小和监督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而成为内生性的制度安排。在没有市场竞争，从而没有一种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的条件下，剥夺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就是防止经营者采取侵犯所有者权益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安排。这种内生性的治理方式可用来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的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具有次优 （second best）的性质。本文力图揭示出国有企业产生的逻辑和治理结构形成的内生性。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作一个说明∶我们讨论的并非是专门提供公共品的国有企业，而是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联系的国有企业。虽然在传统体制下，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同国家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公共品概念的外延被无限地扩大了，但从理论上还是可以把专门提供公共品的国有企业和体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意图的国有企业区分开的。最后指出，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是国有企业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如果国有企业仍然面临产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努力充其量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背离改革的初衷。

　　一、国有企业产生的背景和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1949年，国民收入只有358亿元，人均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的比重仅为12.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比重只占26.4%.而当时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都在50%上下。例如，前联邦德国（1950年）在55%到60%之间；美国（1953年）为48.4%；加拿大（1951-1955年）为49.6%；瑞典（1951-1955年）在54%到58%之间1.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结构也是如此。1950年其工业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达到42%左右2. 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品产量看，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85万吨，前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前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1949年中国能源产量（折标准燃料）为2371万吨，1950年美国为116620万吨，日本为6232万吨，前联邦德国为14106万吨，英国为22149万吨3. 由于从现象上看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水平上，所以中国政府领导人把加速工业化，特别是提高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作为改变落后面貌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因此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是相吻合的。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满于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实行了一系列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措施，使中国缺乏良好的外部经济联系，并且随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这种状况使中国领导人明确地意识到：能否迅速地建立起工业体系，尤其是（包括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体系，是关系到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苏联运用国家计划迅速推进工业化曾经取得的成功，对中国领导人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施加了较大的影响。此外，必须以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对该战略的形成和推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和初始投资规模巨大三个特征。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具有资金极为稀缺、可供出口的产品少，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外汇不足和经济剩余少且分散三个特征，同时又缺乏引进外资的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资引导到重工业部门的，却有可能诱致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所以，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经济逻辑上要求政府承担起最大限度地集中经济剩余和降低发展重工业的门槛的责任。集中经济剩余可以有两类迥然不同的做法。一是通过金融机构吸引居民储蓄的诱导型积累方式，二是通过财税系统或价格扭曲集中剩余的强制型积累方式。采用第一种方式不仅要有健全分布广且有效的金融机构，多样且方便的金融工具，系统且灵巧的金融政策，在剩余少而且分散的情况下，建立这套系统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即便成功，也无法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能够配置到体现国家战略意图但不具比较优势，缺乏竞争力的部门，所以政府选择了强制性集中经济剩余的做法，使其集中的资金在投向上也能充分体现战略意图。在强制集中剩余的两种方式中，通过财税系统的集中方式面临和采用金融机构动员资金方式同样的问题，即必须要有健全且有效的财税系统，建立这个系统的成本很高，并且用集中起来的税收来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必然亏损累累的重工业，在政治上也很难得到全民的支持。因此，最佳的选择是采取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及材料、劳动力价格和生活必须品价格等一系统政策，通过不等价交换将多余的剩余集中起来，并且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在这种扭曲的宏观政策中也能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