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力求创新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借鉴外国法时，不能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要善于研究，力求创新，这是借鉴外国法律的重要原则。日本学习、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过程有许多经验，也有过教训。日本法学家小岛武司说：“日本法律融合了外国法，如英国法、法国法、德国法，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注：（日）小岛武司：《比较法在移植法律中的第二任务》，载《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52页。 ）这种“融合”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发端于西方。研究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首先要大量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可循，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力求创新必须借助于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要大量收集外国的法律资料，尔后才能开展中外之间的比较研究：从立法原则到立法技术，从法律的历史背景到法律所起的作用，从法律之间的关系到条文之间的关系，从法律内容到法学理论，从国内立法到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等等，进行具体的、系统的、深入的对比、分析、挖掘，从中发现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力求创新。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立法任务是，如何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使它能够管得住、管得好。还有，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也要求进行创新的立法。

　　（二）我们现在应当做些什么

　　1.恰当把握政府干预和参与国民经济的“度”

　　政府干预和参与国民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本身也是存在缺点的，例如盲目性、不正当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在日本，制订并推行了“指导性计划”和产业政策，并且被看成是战后发展较快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干预经济的角度，日本的经济法确有自己的特点，对我们颇有启发。其中之一是政府干预和参与市场经济要适度，过多过严都不行。日本政府机关与企业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然而总体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于一定节度，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控制。

　　中国改革之前政府对经济管理过多过严，结果不该管的可能管死了，该管的可能又没管好，也未能设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控制。改革之后，情况有很大好转，但要根本扭转过来，并非易事。宏观上应实行管理、引导，微观上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就要求加强和改善经济立法，切实解决两个问题：政府参与什么？政府干预什么？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应急性因素似乎多了一些，而前瞻性成分似乎少了一些。所以，经济立法应当向深度进军。

　　2.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影响市场经济运行要有两手：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价值规律；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国家管理或干预。发展市场经济既要利用市场调节，也要利用计划调节，并通过法律形式确立此种经济运行机制。日本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模式，中国不一定照搬，但应当走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道路。

　　计划调控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把握综合平衡；市场调节主要作用于微观经济，启动企业活力。计划调节可能局限于主观性，市场调节可能局限于自发性。计划立法要考虑到相关的和配套的市场立法，市场立法要考虑到与计划立法的协调运作，以利于将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较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的优点和长处，克服它们在单独适用状态下的不足。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制定一部适合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法》。

　　3.把深化经济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坚持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我国基本路线的一个支点。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不仅表现为贸易关系，而且发展到投资关系。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需要，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区域优惠政策，给外商在经济特区以投资优惠。尔后，又将区域优惠扩大至沿海地区。但是，区域优惠立法是有限度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区域优惠立法必将为产业优惠立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