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CEPA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理念与GATs一脉相承，均是在取消数量限制、准入资格要求上做出努力。但相比较而言， GATs 主要是框架式的安排，条文规定模糊。CEPA的承诺更加具体、可操作性强，具体到年限、申请程序等。而且在具体实施时间上亦比中国入世承诺提早了两年，这无疑是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抢占内地服务市场的机遇。其次，在承诺方式上也存在差异。GATs第16条规定了每个成员在“承诺表”中应列明的项目，如不列明，则不得在其境内保持或采取16条所列措施 .可见GATs在市场准入条件上采取的是反向承诺，即列明为限制，不列明视为不限制。但从所列措施看，均只是大政策上的安排，并未也不可能涉及到具体准入条件的协定。因为服务领域的开放在国际贸易中属于新扩展的领域，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很难就具体承诺达成合意，GATs只能在方向性安排上作出规定，而真正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仍需要长期的不断谈判，从这个角度上看，GATs在贸易自由化实施的程度上进展有限。CEPA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市场准入条件上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如上文所述的设立要求、实质性经营要求等等，这也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更易于协调，贸易自由化实施的步伐也相应地加快。

　　无可否认，CEPA对服务提供者的规定仍然是以GATs为背景的，但其较之GATs更为细致化、明确化，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这与CEPA双方高度的利益统一化、目标一致化紧密相连，CEPA中关于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规定是在区域经济中对GATs的一次重大发展。

　　（三）体现在服务提供者准入标准中的“优惠”

　　CEPA所提供的服务业优惠政策旨在“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的目标。总体而言，内地的在服务业方面的开放使得香港公司及服务提供者能够先于内地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开放时间表而抢滩内地市场。在CEPA放宽的十余个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中，个别行业如建筑及房地产、物流 、运输、分销、法律、及视听服务，内地在市场准入上的优惠超越了其向世贸承诺的开放程度。香港特区政府同意就CEPA涵盖的服务业，维持本港现行的制度不变，及并不引入新的针对内地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的歧视性措施。

　　CEPA在服务提供者的准入问题上做出了突破性的发展，如前所述，CEPA以专章详述服务提供者的条件，并承诺：“任何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如系根据一方的法律所设立的法人并在该方从事附件5中规定的‘实质性商业经营’，则有权享受另一方在下给予该方服务提供者的优惠”。 这就使得CEPA间接性地向其他世贸成员方开放。虽然以上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服务主体的准入，但由于同时开放了十八个服务领域，比之中国入世的承诺开放又提早了两年，这样的商机必然引起香港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人及其服务提供者的投资热情。依CEPA的规定，内地与香港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只须在香港依据香港法律设立公司并且进行所谓的“实质性的业务经营”，就可以享受到内地在CEPA中提供给香港的公司及服务提供者的优惠待遇，包括市场准入、商业存在、专业资格的承认和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等方面。

　　三、对服务提供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对策分析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服务提供方面的开放标准和优惠滥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既有其现实的动因，也有其实现的可能性。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并寻求得力的对策，才能确保服务提供者标准的准确把握，进而保证CEPA的顺利实施。

　　（一）现行规则的缺憾

　　总体来看，现有相关的法律体制并不能在“溢出效应”的防范与限制方面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1、从CEPA框架以外的法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