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贷款合同和其他融资合同的条款、订立程序、担保和履行监督。在这方面，要重点防范各种贷款欺诈行为，如虚假的项目可行性报告、虚假保证、虚假抵押等，以及违反用途使用贷款、抽逃贷款资金和逃避银行监督的行为。

　　（3）确保公司的资本确定、资本充实。这在方面，一是要防范公司成立或增资时的出资不到位，二是要防止出资以后的非法抽回或转移出资的行为，三是要防止各种非法减少公司实际资产的行为（如贱卖贵买、私分公司财产等）。与此同时，应当对僵硬的现行出资规定加以改革（如，采用授权资本制），使之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

　　（4）公司合并、分立时的债权人保护。要防止债务人利用公司合并或分立转移财产、逃避责任，侵害债权人的利益。

　　（5）规范企业破产的程序和对违规者的制裁。要强化对破产财产的保全措施，规范破产清算，实现公平清偿，防止损害债权人特别是金融机构债权人的行为（如，不法减少破产财产、个别清偿、虚报债权、不正当地否认或歧视金融机构的债权在破产程序和清算分配中的权利）。[2]

　　（6）规范票据交易。尤其是要防范和制裁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以及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骗取资金的行为。

　　（7）结算规范，包括对运用电子手段、网络技术进行的结算、兑付等行为的规范。在当代，利用计算机进行金融欺诈的现象日趋严重，需要认真研究，制定防范措施。[3]

　　（8）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和保险理赔规则。在这方面，一是要防止投保人虚报、瞒报，骗取保险合同，二是要防止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通过谎称保险事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虚报损失等手段骗取保险赔偿金。

　　（9）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更多地涉及到对证券市场的广大投资者的保护。主要的问题，一是对证券发行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充分性的保证，二是对证券发行和交易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的防范。[4]

　　三、面对金融欺诈，商事立法需要哪些方面的技术支持？

　　当今社会中的金融欺诈，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业道德的范畴；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单单是商人的经营方法或营利手段问题。实际上，金融欺诈已经成为一种与走私、贩毒并驾齐驱的犯罪性职业。而且，与走私、贩毒相比较，金融欺诈这种犯罪性职业具有更高的知识性和技术性。因此，防范金融欺诈的法律问题，不仅有政策问题，而且有技术问题。这里所说的技术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技术，二是与法律实施相配套的科学技术。

　　从法律技术方面看，简单地运用传统的“假定-处理”模式，即列举或概括不法行为的态样，同时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防范金融欺诈的需要。因为，实践证明，法律条文的假定性描述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果它太具体，则缺乏概括性，这样，规则对行为的覆盖面就很小，违法者便可以绕开这些“禁止性路标”昂首前行；反之，如果它太笼统，则缺乏明确性，这样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执法者无所适从，并且使违法者和枉法者有机可乘。

　　克服这种局限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设立“禁止性路标”的外围规定，堵住违法者规避的口子。这种外围性规定可以直接由原法律设定，也可以由补充或配套的立法文件以及一定条件下的行政规章加以设定。二是运用法律解释，使较为笼统的法律条文能够有效地适用于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5]

　　从科学技术方面看，现有的法律规范需要更迅速地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充分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这不仅是指现行立法应当对运用技术手段的金融欺诈给予充分的认识和有效的遏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实和支持法律规范的运行。 一般说来，发生欺诈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影响交易过程的信息不真实、不充分，而造成这种不真实、不充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害人缺乏获取必要信息的可靠、便捷的渠道和手段。因此，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保证交易当事人及时获取所需要的可靠信息，是现代商事法律应当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法国商法院实行了一项制度，规定企业必须按月提交的财务报表，其中的可公开数据进入互联网络。这样，一方面，任何与企业交易的人都可以及时获悉该企业的财务情况，另一方面，商法院可以及时针对企业可能出现的财务困境采取治理措施。可以预见，今后商法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企业的财务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实行以计算机网络支持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管理，即制定严格而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制裁措施，将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财务信息纳入由执法部门管理或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的计算机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