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习俗的盛行还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关。在传统中国的交通和通讯技术条件下，统治一个地域广大、幅员辽阔的帝国十分艰巨，为此，统治者采取了两种治理方式。一是乡村和宗族自治。帝国的官员只延伸到州县一级，而且人手有限，大量的社会事务交给地方的乡绅、宗族等来治理，这其中当然包括婚姻方面的事务。如此而来，在帝国的垂直管理权力（费孝通称之为“横暴权力”[26]）之外，为社会权力的行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乡绅、宗族等的社会治理又是通过礼治秩序来完成的，社会权力的形态体现为一种“教化权力”。[27]所谓礼治，就是在传统中，形成了一些行为处事的方式、程序，通过教化把这些方式、程序内化到村民的人格中去，使之成为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反过来，这些仪式和程序的运转又渲染和强化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社区认同，维系着社区的社会秩序。我们看到，婚姻秩序的治理就是在这种自治权力的范围内、通过礼治秩序来实现的，人们通过一定的仪式、程序这样的符号系统来表达他们的意义世界，强化着关于家族、社区共同体等核心价值的联想，维系着婚姻和家庭的秩序。

　　但是现代化的进程打乱了和谐的乡村礼治秩序，社会正在被改造为另外一幅图景。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描述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区生活的关系的演变过程。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人的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工的发展（涂尔干）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它三种力量：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在吉登斯看来，在传统国家（城邦、封建国家、继嗣帝国、中央化官僚帝国）时代，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涵盖面十分有限，通常仅及于城市地区，国家只有“边陲” （frontiers）而没有“疆界”（borders），中央国家权力之外的各种社会权力广泛存在。而在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由于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信息和行政监察大幅度延伸、暴力手段为国家所垄断、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从而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国家垄断了社会管理的权力，按照工业主义的需要重塑社会的价值体系并把它灌输到全社会——即使是边远的乡村。而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管理方式上的变化，就体现为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进程：国家的垂直管理逐步取代了过去多层次的社会自治，国家权力逐步垄断了过去分散的社会权力。[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