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和背景

　　在古代社会，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生长的，是演化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越来越体现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一种利用规则对社会进行的治理。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定的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美国法学家富勒也说，每一个规则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和目的，法律就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2]在哈耶克的概念体系中，法律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统治者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设计和干预，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外部规则”，以及据此形成的“外部秩序”。和外部规则与外部秩序相对应的，是“内部规则”与“内部秩序”，后者是自然演化的，是自生自发的，是独立于治理者的理性设计的。[3]

　　法律的目的性在实际中体现为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调整。所谓法律调整，是指根据一定社会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运用一系列法律手段（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实现法的活动等等），对社会关系施加的有结果的规范组织作用。[4]在这里，所谓“一定社会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只不过是治理者对于自己的利益立场和理性认识的正当性辩护罢了。法律调整的结果，是寓于法律规范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在社会的实际生活获得实现，从而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状态。对于这种结果，我们一般称为法的实现。

　　然而，法的目的并不是总是能够实现的；或者说，任何寓于法律条文中的理想秩序，都只能在一对程度上获得实现。于是，这里出现了两种秩序：一种是法律规定的要求，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一种是现实的、实际的社会秩序，即人们实际如何行事的秩序状态。由于这两种秩序之间在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法社会学的理论中，有“书本上的法”有（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这样的划分。

　　两种秩序的划分及其差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差异有多大？影响差异的因素是什么？如何缩小这种差异？

　　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首先，对于任何法律实践来说，都是以实现法律中的秩序为目标的，而这种目标的实现程度能表明了法律调整的成功程度，所以，这种差异的大小，可以从一个角度衡量法律实践所取得的成效。其次，尽管这种差异总是存在的，但是可以有大小之别，因此，分析造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法律实践，缩小书本法的法和行动中的法的差异，从而提高法律调整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