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七十年来，研习中国法制史者，大概没有人能绕开陈顾远先生。早在民国后期，他著述颇丰，初露头角；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台湾地区，他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教材，为研习法律或司法考试者所必读；在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他也影响了许多人。研习法律史者，若不知陈顾远，不能不为同侪所笑。

　　陈顾远先生巨大的影响力，源于他对中国法律史学术的突出贡献。

　　我认识陈顾远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1982年，我在西南政法学院上大二时，对法律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频频拜访著名法律史学者张警先生、杨景凡先生，以及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俞荣根老师，求教读书方法及治法律史之道。交谈中，他们要我多读民国时期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的法律史著作，屡屡提到了陈顾远先生。不久，我在重庆市中区的外文书店里买到了影印版的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与此同时还购买了戴炎辉的《中国法制史概要》、张金鉴的《中国法制史概要》、林咏荣的《中国法制史》、徐道邻的《中国法制史论集》），开始了逐渐认识陈顾远先生法律史学术成就的历程。

　　十五年过后，1997年秋，当胡旭晟、王健和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合意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总结上一世纪的法学成就之时，我们马上想到了陈顾远。我们老早就想对陈顾远先生的法史学著述进行全面整理汇辑，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延下来，直到今天方得暇完成此事。关于陈顾远的法史学成就，法史界很多人的了解，大概不出《中国法制史概要》、《中国婚姻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等三本书的范围。因此，我们感到编辑一本《陈顾远法律史论集》，比较全面地展现先生的法史学成就，很有必要。

　　（一）

　　陈顾远先生，字晴皋，1896年出生于陕西三原。中小学时即受同乡于右任先生影响，与同学们组织“警钟学社”，宣传新知和革命；辛亥革命年加入同盟会三原支部，1915年参加西安反袁（世凯）逐陆（建章）暴动，几遭捕杀。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升入本科，攻读政治学；其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1月，与北京大学学生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等共同编辑出版《奋斗》旬刊（4月30日停刊，共出9期），又与郭梦良、费觉天等人创办《评论之评论》季刊（共出4期）[1].1920年12月，李大钊等人创办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和郭梦良以“奋斗社”成员身份列名为8位发起人之一。[2]在北大攻读期间，陈顾远还参加了1920年的文官考试，以优等中试，分发平政院为候补书记官，旋为农商部秘书处帮办。1922年加入国民党。192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并留北大政治学系任助教；同时兼在北平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私立大学授课。1923年毕业之际，曾与同学邓鸿业、王和畅等人组织“北大政治考察团”，赴广州晋谒孙中山先生，获接见并面聆三民主义要旨。旋回北大，任助教之余兼任上海《民国日报》和《东三省民报》等报刊地下记者或撰稿人，从事反军阀革命活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创办国民通讯社。1926年，张作霖率奉军入北平，先生被通缉，乃携妻子避难上海，任教于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1928年到南京任审计院长于右任之机要秘书，年余即随于氏去职而返上海。1930年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正式命名，先生被杨亮功校长聘为法学院（院长张慰慈）法律系主任[3].1932年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特种委员及办公室主任。1935年以专家身份被聘为（训政）立法院立法委员（第四届），此后一直长期从事立法议政工作。1937年随国民政府迁重庆，公务之余在复旦大学（北碚北温泉）、朝阳学院和法官训练所（兴隆场）、中央政治学校（南温泉）、高等警官学校（弹子石）、立信专科学校（北碚）等大学兼授法学课程。抗战胜利复员后，1946年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南京“制宪”国民大会。1947年初回原籍陕西竞选，当选（行宪）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此后专事立法委员工作，并在中央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兼授法学课程。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继续任立法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并为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等校兼任教授。其间还曾兼职律师，1963年在“立法委员”胡秋原状告作家李敖诽谤案中，被聘为原告辩护律师（据李敖说，在庭审中陈先生反过来为李敖“说好话”，气得胡秋原马上解聘）[4].1981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