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礼与国法的功能关系

　　在探讨了家礼与国法的时空关系后，我们自然要问，它们的功能关系又怎样呢? 按社会学理论，时空关系尤其是空间结构关系必与功能相连带。[13]依笔者之见，家礼与国法的功能关系颇为复杂，为方便计，可简约从它们的各自功能、相互功能和共生功能三个层次概观。家礼的自我功能有多种，所谓“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婚冠丧祭、仪章数度者”皆是，但修身、齐家实为传统中国人所寄予它的理想功能和目标。[14]国法的自我功能照样可以列出很多，规范、禁止、惩罚等不一而足，但毫无疑问，治国、定天下才是它最大的功能和目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家与国的范围内，家礼与国法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但同时由于家、国共处社会大系统，且有家礼与国法异体、同构、通质的结构关系，双方在功能上必然发生相互的作用。由家礼对国法的功能言，家礼灌输、培育和养成家人合乎“孝”的礼教观，特别是家礼建构在天然血缘之上的等级、专制习性，为了贯彻“忠”的国法的推行奠定了基础。从作用于人的行为来说，家礼不只教于国法之前，也远胜于国法之细，适补国法之不足。同时，家礼为国法之“刑”也提供了某种理据，即不守家礼而触犯国法者，国法刑之是为正当。这在家礼走向社会化和被官方某种程度认可的情况下绩效尤著。换一个角度，由国法对家礼的功能看，首先家礼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由国法事实上的认可而获得的。我们在唐宋明清历朝《户婚律》中可以看到与家礼《婚》、《丧》篇中诸多相类甚至相同的规定， [15]这表明国法是认可家礼的。家礼因得到国法事实上的支持，才成就它一定的权威和刚性。设想一下，如果国法持相反的态度，那么，家礼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家礼与国法是处在不同位阶上的两种规范体系，国法优于家礼。国法对家礼的功能不止于对其存在的认可，由认可延伸出来的其他功能，如违反家礼者虽有家法族规及乡规民约制止，但严重者只得由国法处理。这是家礼教不行，家法禁不止，国法惩于已然的优势，也是国法对家礼家法直接有效的支持功能。国法对家礼支持的功能还有更直接的一面，即家礼的某种国家化。如前所述，从唐律开始，历朝《户婚律》都部分吸收家礼的内容。此外，明王朝还屡次颁发诏令推行家礼，这使家礼直接成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一部分。[16]

　　对于家礼与国法的相互功能有一点需要说明，其实两者是不对等的。一般说，家礼对国法是一种服从性的无条件支持，国法对家礼是有选择的支持。这部分是因为在社会秩序体系中，国法是家礼的上位规范，家礼不能与国法抵触;部分还由于家礼着眼于家内关系，有关日常起居、洒扫应对之类的家礼，国法并无明确态度，只能说是事实上的默认而已，只有那些超越家内关系涉及社会秩序和纲常伦理的家礼，如婚、丧之礼中的若干内容，国法才有明确的态度。家礼与国法相互功能上的这种关系，并不影响它们的共生功能，相反有利于它们功能的合成。形象一点说，家礼从下位开始向上，为国法之铺垫，补国法之不及;国法由上位向下，为家礼之支持，助家礼之效力。可以推想，在特定时空的同一社会系统中，家礼发挥着修身、齐家的功能，国法发挥着治国、定天下的功能，两相合成，共生出修身→齐家→治国→定天下的功能。这虽是很理想的设计，实际允有差异，但家礼与国法的运作逻辑必是如此。事实上，它已成为宋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重要机制，是我们今天应予重视的历史经验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