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着眼于阳主阴从与德主刑辅在家礼与国法中的规范表现，我们可能一时难以察觉它们所隐含的人的文化原理的意义，相反，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在今天看来殊不合理的等级压迫和专制统治。的确，这也是客观存在。但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思考，把问题还原，即可发现家礼与国法的如是安排，恰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关于“人之为人”的精心设计，有它自己的道理，且不乏理想性。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德，礼是德的体现，孝是大礼，忠是大孝;人→德→礼→孝→忠→人形成人之为人的品行链;顺着这链条实践，合格者为“成人”，出色者为“贤人”，最优者为“圣人”。反之，不忠不孝、无礼缺德，则无异于禽兽。家礼正是为从正面训导一个人沿着品行链实践而设计的，国法则是从规范和矫正的一面设计的，两者相反相成，目标是使人成为有德有礼忠孝两全的人。在传统中国，这是文明人的标准，是心主身从的体现，是与阳主阴从的天地自然合德的表现， “天人合一”为此最高境界。[36]

　　毋庸讳言，这一人的文化原理已随其社会而瓦解，但对它曾经有过的历史功绩和心主身从的普遍意义，我们不能否认。家礼与国法正是因为这一原理的作用，对传统中国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才有了它们存在的意义。这一原理与自然─秩序原理和伦理─政治原理在血脉上是相通的，一以贯之者乃中国文化“和谐”之道，即“致中和，天地位矣，万物育矣。” [37]其内在理路为自然→秩序→伦理→政治→和谐。家礼与国法即本其道理而生，因其道理而存，并其道理而有意义。

　　三、家礼与国法的意义

　　传统中国社会在晚清发生了巨变，国法在“变法修律”中归于瓦解，家礼则一直处于消解中，作为完整的制度两者已不复存在，残留在民间的习惯和意识多是破碎或隐蔽的形式，生活中人们感觉甚微。所以，谈论它们的意义主要不是从现实和制度出发，而是从思想出发的。

　　在本文的准备过程中，笔者获有一很深的印象，觉得家礼与国法不止自身是和谐的体系，也是社会秩序和谐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它们置于自然─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情形也是如此。依现代立法技术，家礼与国法的文本结构形式上也许未臻完善，但在中古时代，按中国文化理路，说它们是和谐的体系并不算过分。本文前面已有论述，阅者若能贯通理解《朱子家礼》和《唐律疏议》篇、卷、条内容结构的安排，当与笔者有同感。这是我们的传统，横向比较一下中世纪欧洲诸蛮族法典和地方习惯法，难道您不认为这要更先进一些吗? [38]对于长期以来在法制建设方面抱有自卑心理的国人，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反省和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