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标题下，有四个问题需予讨论：第一，在今日中国语境下，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探讨法的现代性的总体社会—人文背景，其中国式的特殊性；第二，置此背景，百年来以对现代性的追求为指归的法制建设，在与固有法意和法制及其人文传承的遭遇中出现的种种乖张。笔者以四种“不得不然”对此进行概括，求予“同情的了解”；第三，针对上述乖张，今日所可能采取的应对。笔者试提出三种具体心情和态度相配合，求于视事言理中个别处理，酌情化解。而在如此作业时标榜民族精神，其目的在于提醒论者时刻不忘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预设和预期，牢记法制建设需以探索和营造符合此种理想的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为依归；第四，主要作为一种知识运作的“后现代法学”思潮在当今中国语境初露端倪的原因。笔者以“失语症”、“主义开道”、“学徒情结”和“君子游于艺”归纳，力求作出剀切的分析。

　　在思考上述论题的过程中，笔者以事实与规则、人生与人心和法意与法制这三对关系、六大范畴作为主要的思想概念和分析工具，在比较人世规则、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反思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意义上，藉此探索对于上述诸题所可能有的解释。[①]

　　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亿万小自耕农为税收基本单位，而由帝制体系自上而下笼而统之的体制，一路挣扎，向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可得“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工商社会蜕变。[②]在此通常所谓的社会转型时期，亦即唐德刚先生所揭橥的“历史三峡”中，[③]其间起承转合的艰巨与惨烈，历史上唯春秋战国或魏晋南北朝差可比拟。亿万人不避也无以逃避此种艰巨和惨烈，以几代人的奋斗，扑腾向前，实因面对强敌，包括法制在内的固有典章文物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不敷应对，传统的关于生命之为一种存在的意义解说，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幻灭”。 这曲曲牵连因果，种种更革变迁，千头万绪，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远距离审看，正不外梁漱溟老前辈所归纳的“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④]

　　“中国问题”涵括和陈述了以下三项内容：一是因着西方列强环伺，大敌当前，救亡成为中国国族的首要任务，寻求国族独立与平等，遂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主题；二是中国社会由此被迫卷入世界视野内的近代生活，自身病灶暴露无遗，从而引发出从宇宙中心定位的朝代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压力，求将传统的“文化共同体”重组为世界格局下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三是此种转型悉以所谓的“现代性”为衡准，要求对传统的道统、政统和学统重予梳理，建设新的治道与治式，其核心内容即为民主、法制与科学。此三项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内外牵制，表里互动，联袂出场，不可拆解，构成百年中国必须拿出方案，不得不拼出一条血路的“问题”的核心。说内外牵制、表里互动，就在于强敌已杀进堂奥，不奋起救亡保国保种，现代性云云，不仅无处安放，而且无的放矢；而救亡图存的真正最终实现，必然催逼出内部社会转型的要求并以此转型为条件。没有现代性意义上的新型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真正成型，现代自由经济、代议制民主政治与立宪政体的确立，则国族终不足以自立。正因为此间盘缠纠结，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必定是一个无限曲折的长时段历史。

　　伴随此三项，或先或后的，则为“人生问题”的凸出。列强打压上门，老中国一再挫败，迫起应对的各项招数难以立竿见影，导致中国人关乎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均发生动摇，生命再也无法妥帖安置，生命之为一种存在的意义，顿失维系；传统的心性解说、伦理价值和对世界的整体观照，乃至于审美情趣，是否尚有存续的能力和必要，能否为应付现实而提供足够的精神资源，遽成迷惘和疑问。一句话，中国人照自己往昔历千百年而逐渐定义的人、人类形象来塑造自己、应付生活，在此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还有没有活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如何建构足以为这个国族的亿万子民遮风挡雨的新的精神家园？以上种种，均为中国历史所未之见，亦非中国本身传统资源抑或任何人文类型的单一经历能够全然解说、立刻救济者。 “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大在此。-地陷了，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