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可以看到，斯特罗果维奇与维辛斯基之争的焦点是：前者认为证明责任不能由控诉人移转到被告人，后者则主张证明责任可以移转。

　　维辛斯基主张证明责任可以移转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在方法论上，他强调苏维埃刑事诉讼的特殊性质，认为“苏维埃刑事诉讼不仅要求控诉人积极，而且也要求被告人积极”，进而以这种特殊性来否定证明责任在任何诉讼中的普遍性。这是不正确的。其次，维辛斯基对于证明责任的概念缺乏清晰的界定。在证明责任的概念上，维辛斯基认为被告人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作为一种“义务”。他说，在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法院所关心的，是要能判明真实情况，是要能借确切判明事实真相使事情完全清楚。这在诉讼上没有被告人的积极参加，将成为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被告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就负有义务向法院提出一切可能驳斥控诉的东西。”（注：［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著：《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第293页。）与此相反， 斯特罗果维奇认为：“至于实际上的证明责任，完全不是证明的义务，这是被告人对控诉进行辩护、驳斥控诉，为证明自己无罪而引用证据的权利。”（注：［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著：《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第293页。）维辛斯基反对这种观点， 认为它“否定了苏维埃诉讼上证明义务移转于被告人的问题”。这里，维辛斯基的错误在于，他把被告人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识别为一种证明义务，而义务是具有强制性的，必须履行的。因此，对这种义务的强调，极可能导致有罪推定。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断定，在50年前的那场论争中，斯特罗果维奇否认证明责任可以移转的观点是正确的，维辛斯基主张证明责任可以移转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因此前苏联司法机关没有接受他的观点。（注：前苏联50年代的法律反对举证责任的转移。“苏维埃法律规定，被告人的陈述乃是证据种类之一。但是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他有权陈述或拒绝陈述。被告人的沉默，不能作为有罪判决的证据。苏联最高法院曾一再指出：把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义务，由控诉一方转到被告人一方，是与苏维埃法律和诉讼的本质及无罪推定原则不相容的。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法院所作的判决，总是被撤销的。”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主张举证责任转移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违反了苏维埃法律和诉讼的本质，违反了法律科学的基本原理。见刘木林、欧阳涛：《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陈述》，《政法研究》，1957年第4期。 转引自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证据学资料汇编》（下），1983年8月，第621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斯特罗果维奇教授所持的论据主要是无罪推定原则。他认为正是无罪推定原则阻止了证明责任的转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这一论据并不能比较充分地合理地解释维辛斯基所提出的问题，恐怕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未能说服维辛斯基。可以说，虽然前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律和最高法院拒绝了维辛斯基的主张，但是，在当时以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人能够从证据学理上令人信服地解答他所提出的疑点。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维辛斯基在这场论争中的惶惑和前后矛盾。一方面，他不止一次地坚持无罪推定原则，认为反对无罪推定原则是违反社会主义本质的，是与苏维埃法律原则根本不相容的。但另一方面，他却认定证明责任是可以转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呢？从证据学理的角度来看，维辛斯基（以及当时的许多苏联学者，包括斯特罗果维奇）没有发现证明责任的分层理论是一个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无罪推定原则是阻止证明责任移转的有力依据。但这并非唯一的依据。证明责任的分层理论正可以从证据学的技术层面上克服证明责任可以移转的观点。

　　（二）维辛斯基与斯特罗果维奇之争论对我国的影响

　　维辛斯基与斯特罗果维奇的争论曾经给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带来了重要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就“被告人是否应负担证明责任”的问题素存争议。实际上，我国学者所争论的“被告人是否应负担证明责任”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证明责任是否可以由控诉方转换到被告方”的问题，也就是证明责任是否可以转换的问题。可见，这是50年前的那场争论的延续。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负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被告人如实陈述，不等于被告人负有证明责任。除特定情况外，我国立法只要求被告人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讯问，而没有规定被告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并不能据此得出他有罪的结论。”（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第156—157页。）上述观点说明，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负担证明责任，这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然而，除了法律规定之外，是否还存在理论根据呢？假如理论根据不足，则法律规定是有可能动摇的。因此，可以说，这场争论并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