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诉讼中讨论证明责任问题，首先应当把它与“诉”结合起来，要在诉的结构中考察它。否则，脱离了这个原则或框架，有时难得要领。从刑事诉讼结构来看，控诉方和被告人分别处于对立的双方，法院居中作出公正的裁判。由此出发，假设审判机关和侦查机关都承担证明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们不履行此责任，其后果是什么呢？例如，当侦查机关没有履行好证明责任，那么它要承担败诉的直接后果吗？显然不是。因为它不是诉的一方，与败诉的后果无直接关系。如果把侦查机关换成法院，在上述情况下，法院也不承担败诉的后果。假如使法院承担败诉的后果，那么就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法院不能自己判自己败诉。只有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代表国家承担诉讼的直接后果，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因此，侦查机关和法院都不具备作为证明责任主体的资格，即不具有适格性。退一步说，如果说公安机关和法院承担“证明责任”，也不是诉的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是对国家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总之，在刑事诉讼中，只有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主体。

　　其次，可以从“场”论和证明责任的分层理论加以考察。如果我们借助于物理学中的“场论”，那么就可以看到，从刑事案件的发生到审判的展开，将会形成如下的几种“场”。（1 ）刑事案件发生当时的“场”。这时，“粒子”包括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有时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证人。（2）侦查工作初步完成后，移送起诉时所形成的“场”。 这时，“粒子”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3 ）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所形成的“场”，这时“粒子”包括检察机关、法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还有证人。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这些“场”中，活跃着不完全相同的“粒子”-主体。这些主体距离“场”的核心-审判，是不同的。有的比较靠近，有的则距离较远。因此，界定哪些属于证明责任的主体应当视距离的远近而定，即距离核心最近的那些“粒子”才有可能取得证明责任主体的资格。那些距离核心远的“粒子”就丧失了取得证明责任主体的资格。根据这个标准，公安机关是不具有证明责任主体的资格的，当然，如果他作为证人出庭则另当别论。

　　然而，并非距离核心最近的所有“粒子”都有取得证明责任主体的资格。这时，必须考虑到各种“粒子”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地位。例如，并非每个案件都有证人，证人的出现是随机的，有时会出庭，有时不会出庭。有时根本就没有证人。即使在证人（有时包括公安机关）出庭的情况下，如果使其作为证明责任主体，且败诉，他也不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因此这种主体不可能构成合格的完全的、充分的证明责任主体，应该予以排除。如果证人出庭，那么他可以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

　　在刑事诉讼学术中，有人认为律师是证明责任的主体。这是不正确的。从“场”论来看，律师如果作为证明责任主体，在败诉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仅此一点，他就不符合作为证明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但是，“律师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前面已经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在被告没有请律师辩护的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是由被告人本人承担的。但是，当被告人聘请了律师来辩护之后，“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主体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被告人的“提供证据的责任”实际上是由他的代理人-律师来担当的。被告由于受到拘禁而无法亲自承担。律师在提供证据时，他是作为被告的辩护人和法律上的代表，一方面对被告尽义务，另一方面对法庭负责。提供证据的责任主体名义上是被告，其实是律师。不过，律师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的后果仍归属于被告，而不是律师本人。

　　同律师一样，法院如果作为证明责任主体，且败诉，他也不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不可能设想法院可以判自己败诉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在刑事诉讼中，法院的任务是居中裁判，而不是既向法庭“提供证据”，又进行裁判，就像运动场上的比赛，它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过去的刑事诉讼实践中，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但这种“存在”并非就是合理的。现在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使审判走向公正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