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蛮族部落在公元4一6世纪汹涌南下，摧毁罗马帝国那些曾经坚不可摧的城池时，他们几乎与此同时拜倒在耶酥基督的脚下。罗马的辉煌文明也得以在教会的卵翼下保存下来，其中也包括罗马法学。许多僧侣同时又是渊博的罗马法学家，他们把罗马法的因素散布到教会法和蛮族法典之中，对这一时期的法律起着潜在但又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12世纪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使知识的赐药所从修道院搬到城市。由于受罗马拉泰郎第三和第四两次会议（分别于1179年和1215年召开）救令的鼓励，教会办的大学又复兴了”[18].梅特兰称那个世纪（12世纪）是“一个法律的世纪”，“学生们从西欧的各个角落云集到意大利，好像那里发现了新的福音。到那个世纪快结束时，神学的地位衰落了，宫廷艺术也受到鄙视，塞尤斯和提修斯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幽灵逐出校园，人们在大学里学习法律，而且只学习法律”[19].大学成了传播知识的中心，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反映器和社会思潮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这些学校中培养出了一批新的权力人物一毕业生。与凭藉门第和血统的贵族比较，这是中世纪城市产生的第二类贵族”。[20]多这批新贵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法学家或法官，还有一些进入市政机构，他们从罗马法中学到了市民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一市民法（Civil Law），通过自己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将其融入城市法的机体之中。以比萨为例，在1160年颁布法律之前，那里就形成了由三种法院所构成的司法体系，即习惯法院、法典法院和上诉法院。习惯法院（Curia usus）由5名法官组成，其中有l名必须由法律专家充任，法典法院（Curia Legis）有3名法官，都是法学家，上诉法院也有5名法官，其中2名是专家。此外，在市政委员会和市政厅中，也有许多受过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罗马法思想鲜明地体现到了1 160年法典之中。[21]难怪有人在谈到那一时期城市的法律状况时写道：“在政府宫廷内使用的法律规章要注意到法学家们以前起草的‘全部法律条文’。这是一种专业语言，但它指导着一切司法关系并保障着秩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市内，法律应得到尊重，违反法律的人将遭到严厉处罚。”[22]

　　12世纪，伊尔内留斯（Irnerius）第一个在波伦那（Bologna）大学讲授罗马法，他用的教材就是《法学阶梯》[23].维卡利尤斯（vacarius）在那里接受了罗马法教育之后，受泰奥伯德（Theobald）大主教之聘，来到牛津大学（1143年），讲授《法学阶梯》。他所留下的讲稿，成为我们研究那一时期法学教育状况的重要资料[24].当时，大学教授们传授法学知识的方法和体例完全遵循发掘出的罗马法之传统，例如，讲课的内容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导论，讲述法的起源及其性质，并用较大篇幅来介绍法律上的 “人”；第二部分，讲授“物”和遗嘱继承；第三部分涉及继承、契约以及准契约；第四部分则是关于债、准债、行为和犯罪等方面的内容。可见，那时的人们对罗马私法是极为偏爱的，因为它能直接满足市民社会的要求。通过法学家和法官们的不断努力，罗马法在城市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古代的市民法也得以转化为中世纪城市的市民法。伯尔曼教授说：“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n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是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亦即一门科学来教授，其中零散的司法判决、规则以及制定法都被予以客观的研究，并且依据一般原理和真理而加以解释，整个法律制度均是以这些原理和真理为基础的”[25].市民社会孕育出了自己的法律职业阶层，他们使法律得以系统化、科学化，并且从社会习惯和宗教律仪中脱离出来，开辟了西方法律史上的新纪元。

　　那时，教堂也从幽静的乡村来到喧闹的城镇，成为市民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修士们开始向人们灌输隐忍、节俭、忠诚、守信等注重个人操守的思想，一场革命在教会内部隐密地进行。“确实，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26]这种“新教伦理”早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经悄悄地潜少、到人们的信仰之中，起着十分微妙的作用。多明我修会和法兰西斯修会中僧侣们表现出来的那种节制、诚信、虔敬精神对于早期资产阶级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为积累资金、信守契约、尊重法律、敬业勤俭的市民精神提供了范本。法律在市民社会中与其说是被遵守，还不如说是被信仰。因此，一种促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便在城市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