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背景下，出台了《2001年条例》。该条例较之1991年的规定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

    其一，立法理念的调整。《2001年条例》关注了对拆迁当事人利益的保护。《1991年条例》在立法目的上，将“保障城市建设”放置于“保护拆迁当事人利益”之前，而《2001年条例》则相反，将“保护拆迁当事人利益”放置于“保障城市建设”之前。这一表面不大的改变实质上反映了立法理念的改变，而立法理念对立法活动的进行是极为重要的。《1991年条例》第1条：“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2001年条例》第1条：“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

    其二，确认了房屋所有权人应有的法律地位。《2001年条例》将被拆迁人解释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而《1991年条例》将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家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放在同一个法律主体位置上，其结果导致首先应当得到保护的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没有获得应有的保护。

    其三，强调了对基本法律规则的遵守。1991年的立法在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时制定了有悖法律基本规则的内容，而在2001年的立法中则规定“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但是，由于这一涉及面很广的立法缺乏被拆迁人利益代表的参与，导致在有关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拆迁补偿的核算标准与认定机构的独立性、强制拆迁的条件与程序、被拆迁人进行申诉的机制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行使应有的监督、对拆迁当事人权益的平等救济等方面尚有进一步研究与修改的必要。

    三、确立城市私房拆迁立法中的私权保护观

    （一）对“城市房屋拆迁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看法的商榷

    城市房屋拆迁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公益性质的活动，所以，“贯穿始终的是如何在确保城市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充分保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这一立法的基本准则”④被认为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所谓“城市房屋拆迁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从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考察：社会公益来源于民众“私益”，因此，社会公益应当是直接造福于民众，而非是首先造福于商人、间接造福于社会民众。进行城市建设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规划。这种规划使诸如新建城市、改变旧城市的格局、消除城市危房、增加商业区域、增加社会福利设施、改善城市交通等等目的得以实现。在这些目的中，几乎没有一个目的会与包括城市房屋拆迁在内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无联系。但是，在这些目的中，并非均是公益目的，相反，直接以商业活动为目的的城市房地产开发行为不在少数。

    第二，从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效力考察：城市房屋拆迁并非均使得原房屋所有权人的财产价值获得升值。相反，有相当的房屋所有权人的财产价值被“合理合法”地蒸发掉了，以“社会公益”为理由似乎很难说服人们。

    第三，从城市房屋拆迁的文化效应考察：一个城市的房屋建设是以“有体物”的方式体现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城市房屋拆迁可能带来新文化现象，但是，也有可能使城市古老的文化丧失殆尽，因为城市的文化需要建筑物的依托。一个城市经过漫长历史演进所形成的文化，因城市房屋被肆意拆除而消失，很难说是“社会公益”的体现。

    因此，在立法强调保护民众私有财产的社会中，城市房屋拆迁不应当成为一个“充斥着蔑视私权的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