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市私房拆迁是以商事活动为直接目的的，则即使是政府，也不得以任何强制方式获得他人财产或者任意降低或减少他人财产的价值，而只能以合同方式通过协商进行。同时，立法中还应当明确，如果一项城市建设项目不是以社会公益为直接目的，并且该建设项目是有损于私房所有权人利益的，私房所有权人应当有按照正当程序行使异议权的自由。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城市私房拆迁往往超出公共利益的目的，甚至以公共利益作幌子，实际是为某些团体甚至是个人获得盈利而滥用房屋拆迁权力，严重侵害了民众的财产私权。例如为了进行土地市场的开发、为了房产市场的开发、为了建成一个获得更大利润的商业区、为了提高某一企业的生产能力而进行厂区扩建等等，或者为了将土地作为资本进行运作之人，看中了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历经百年而形成的重大商业价值，虽然是非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但是却通过城市房屋拆迁的途径，迫使已经在这个地区居住已久的人们“服从”私房拆迁的安排。他们所获得的补偿，与商事目的的拆迁人因拆迁所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是天壤之别。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现行的城市私房拆迁制度中的理念混乱、制度不合理、藐视私权等非法律理性现象，其深层的主要原因是私权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关系非法律理性的失调。

    2 私权平等保护与拆迁效率的关系。

    在立法中，“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被视为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的三个目的之一，而且常常是首要目的。显然，在这里，私权平等保护与追求“城市建设项目顺利进行”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平等与效率的矛盾。

    效率是什么？效率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效率的价值判断首先是经济学上的判断。而经济学上的判断对法学的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谁都不能不知道或者注意到经济学的法则，因为它们实际支配着法律与立法对象的很大部分”，“法律的内容，有很大部分是关于经济的事件，因为法律是一种量器，是利益效用及财富的比率。”[5]（Ｐ 286）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效率概念与对经济生活中所有成员福利状况的关切有密切联系[6]（Ｐ 318）。根据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年）极有影响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理论，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境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自身境况变得更好，那么就必须关注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人使得自身境况变好的惟一途径是从他人那里拿走资源，从而使得他人境况变坏。”这就是“帕累托效率”理论[6]（Ｐ 318）。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关注社会成员利益的平等取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代价的替换关系，难以两全，只能顾其一端，有所侧重。为了强调平等，就得牺牲效率，如果为了强调效率，就需要允许不平等的现象存在[7]（Ｐ 144）。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不可能消除平等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但是，坚持私权保护理念应当是法学尤其是私法学应有的价值观。效率应当建立在私权平等保护的基础上，以无正当理由或者无法理依据地损害他人应当获得保护的私权为代价产生的效率，并非是法律应当给予保护的效率。在法学上尤其是在私法学上，根据私权平等保护的理念，强调任何人对其财产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即使是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是在一个人欲使自身境况变好的惟一途径只能是从他人那里拿走资源，从而导致他人境况变坏时，也必须是以他人自愿接受自身境况变化为前提，或者是法律出于社会公共目的和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适度强制所致。那种并非是为了社会公益的私房拆迁却要求被拆迁人必须“服从”的观念，⑤表面上是维护了城市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但是在法律的制度价值判断上却丧失了其应有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