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实践活动中，“人”与“法”是两个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但是，在春秋战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成文法”取代“判例法”、集权政体取代贵族政体、“法治”取代“礼治”的特定背景之下，却演成了“重人”与“重法”两种观点的对立。持“重人”观点者认为，在法律实践活动中，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人”的作用是第一性的，“法”的作用是第二性的，有了好的“人”就能治理好天下；持“重法”观点者认为，在法律实践活动中，作为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法”的作用是第一性的，“人”的作用是第二性的，有了完备的“法”，即使“人”不太“贤”也能够治民理国。

　　进入“混合法”时代以后，人法之争日渐缓和，只是随着“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消长时有侧重而已。唐代以后，法制完备，统治阶级已积累了近千年的实践经验，在法律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人法并重”的观点，其表现形式是兼重“法”的威严性与“人”的灵活性。

　　宋代欧阳修说：“已有正法则依法，无正法则原情”[①l]；王安石谓：“盖夫天下至大器也儸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②l]：“在位非其人而悖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③l]：“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④l]；苏轼云：“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⑤l]：“任法而不任人，则法有不通，无以尽万变之情；任人而不任法，人各有意，无以定一成之论”[⑥l]：“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相胜，则天下安”[⑦l]；朱熹指出：“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⑧l]：“古之立法，只是大纲，下之人得自为，后世法皆详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进退下之人不得”[⑨l]：“法至于尽公（详备）而不私（无余地）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①m]；明代丘浚强调：“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②m]：“守一定之法，任通变之人”[③m]：“守法而又能于法外推情案理”[④m]：“事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据其文而援以为证；有不得尽如法者，则引法与例取裁于上”[⑤m]；清初王夫之认为：“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岂天子一人能持之以遍察臣士乎？势且乃委之人而使之操法”：“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兓“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就事论法，因其时而取其宜，即一代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矣，于是律外有例，例外有奏准之令，皆求以尽无方之慝而胜天下之残”[⑥m]；清末沈家本总结道：“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⑦m]：“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儸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有其法犹贵有其人”[⑧m].

　　总之，在“混合法”时代，当“成文法”详备而宜于时用之际，人们往往就会强调“法”的作用，强调严格依棬办事；当“成文棬”落后于现实生活而不太宜于时用之际，人们往往就会强调“人”的作用，强调灵活机动的必要性；当法制建设不甚完善因而造成司法混乱时，人们往往又十分强调用法来统一全国的审判活动，强调“法”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先秦时代那种截然对立的人法之争已成过去。在“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的“混合法”时代，“法”与“人”的作用被置于同等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只不过在某一特定背景下会略有侧重而已。“人法并行”正是人法之辨的归宿。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法律学家们对中国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对此，笔者将另文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