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梁漱溟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2页。

    [21] [宋]石介：《中国论》。转引自萧功秦着：《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2] 参见萧功秦着：《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以下。

    [23] 《论语。学而》、《论语。八侑》、《论语。里仁》、《论语。阳货》、《论语。宪问》、《论语。颜渊》。

    [24] 当然，当代解释学的成就业已表明，读者不可能完全复原文本作者的原意，因为我们在引述前人作品时，已经怀有我们的前见；又因为任何人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总是具有一定创造在其中的（参见[德]加达默尔着：《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以下）。

    [25] 牟宗三在谈到中国人的直觉意识时说：“……我们所有的直觉都只是感性的直觉。我们人除感性直觉以外没有其它的直觉，没有这种智的直觉。”（牟宗三着：《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梁漱溟则在谈到东西方之精神的差异时强调：“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梁漱溟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页）。事实上，所谓艺术成就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靠直觉来创造和实践的文明。

    [26] 梁漱溟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2—133页。

    [27] 《道德经。第十八章》。

    [28]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29] 以上著作最近的版本分别由中华书局1981年版、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前着又被整体地收入由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版的《瞿同祖法学论着集》中。当然，在尚没有被列举的众多作品中，特别是一些英美学者、日本学者和我国台湾学者的论述，以及我国另一些学者独辟蹊径地从古代的市井小说中研析古典的法律生活的相关论述，亦颇能启发人。其也每每涉及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两者之间关系。这里列举的五书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30] 我们知道，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似乎是个例外，但遗憾的是：始作俑者们却坚定地推行、迷信人治和“运动治”，哪怕是连韩非子们意义上的法治——“壹赏壹刑”的法治也难得关注。于是，“彻底砸烂公、检、法”就理所当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我们的“治国”理念，“反革命强奸罪”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罪名”也“应运”而生……但国家却因之处于“和平时代”的风雨飘摇中……这实在是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31] 我们也注意到，民国时胡长青曾云：“谓我国自古无形式的民法则可，谓无实质的民法则厚诬矣。”（参见胡长青着：《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对此，笔者完全表示赞同。但问题在于这种实质意义的民法，在中国古人的、乃至相当可观的今人的观念中，并不是“法”，而是和“法”相对的“礼”。至于刑法典中的民法（如《工律》、《户律》、《礼律》等，则明显地被刑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