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祭田属于钦赐抑或自置，两造理解并不相同。原告认为“置”是“治卖（买）”而非“钦赐”，可被告却主张，凡是“设置、拨给、赐给、钦赐、改拨，皆是皇上与臣下东西”的意思。对此，法官给予支持；其二，原告提出，即使尼山“有祭田，也是自己私卖（买）的。在那里？亩数是多少？几段？坐落何处？也该有文约。”而被告则反驳，凡是“祭田俱出上赐，皆载书籍。公府自治私产甚多，在册而不入书。”朝廷赐田，与民间买卖土地不同，并不注明“邑名、段落、阔长、亩数，这些罗嗦”之事。对此，知县也表示赞同；其三，宋掌书提出《阙里文献考》作为祭田的证据，而原告则认为《文献考》是“除官问罪”的孔十二胡编的，不足凭信。这时，法官“怒发冲冠”，把原告臭骂一顿，脏话连篇，粗口满纸，喊打之声盈庭，进而指出“《文献考》吾这里也有，他俱有来历的。是呈览过的，皇上皆见过的。怎么不足为凭呢？”其四，原告声称，所争土地属于民地，乃开垦所得。法官追问：“上了粮了么？”原告回答：“山水下来，朝有夕无，不堪承粮，没上粮。”由于“上粮”与否是国家确认“地权”的重要凭据，既然没有“上粮”，那就难以证明这些土地就是民地。法官便否定了原告的主张，还进一步威胁原告：“恁说这不是祭田，是恁的，怎么讲，恁又罢（把）个欺隐揽到头上了？”其五，原告认为所争土地“不是公府里的，也不是俺的，原是朝廷家的。”其理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一句非常“狡猾”的托词。可是，法官恰好抓住原告的话题，趁机驳道：“这是朝廷家地，恁为甚么投充躲避，犯个军罪。”在法律上，即使开垦出来的土地，“也该报官验验，或该六年、三年起科，替恁入了册，就是恁的了。”其六，原告指控孔府量去民地数百顷，封山八十余里。被告代理人宋掌书驳道，公爷原本吩咐从宽办理清丈之事，因而他们（原告）得了许多便宜。他们控告“数百顷，这是多说耸动，虚妄极了。”事实上，由于法官本身就是参与封禁尼山的官员，自然帮着被告说话；其七，即使到了这种处境“岌岌可危”的时候，原告依然“嘴硬”，摆出“拼死吃河豚”的态度，还说什么“俺投轻躲重，情愿干罪。公府受地，也该甘究。俺算受者与者同罪。”法官一听气个半死，指面饬骂：“恁身上混身是罪，还不知道害怕后悔，还要拉着圣公算受者同罪唡.”要求原告拿出凭据，原告即刻拿出文约。法官觉得文约“还像”，而原被两造对量地之事依然争执不休，法官表示“再查”；其八，原告坦白，之所以告状，是因为康熙五十三年以来一直深受公府家人的欺压，故而想借告状这种外力遏制公府家人的欺压。也正因为如此，法官认定这次告状是没影的事儿。他说：“虐民，恁现在好好的。地呢，是他的，丈量没难为这恁。恣意横量数百顷，学田、祭田通共才量了十来多顷。封山八十余里，是吾封的，只几里，恁娄老爷的案又没有。上堂来，个个凶恶胡闹，要轰堂。姓宋的没点不是，恁为甚么告他们？恁说。”此时，原告除了沉默，惟有“求老爷的恩典”。在法官眼里，这是一起“瞎告”的案件。

　　至此，案情好像已经“水落石出”，然而尚未达到“真相大白”的地步。譬如，尼山祭学两田的实际范围如何？所争土地（祭田抑或民田）究竟又是哪些？原告文约记载的土地究竟又有多大？其中是否有被孔府强行量去的土地？如果有的话，量去多少？个中细节，并不清楚。24但是，对我来说，真正有趣的问题不是案件的事实，而是诉讼动机与诉讼策略。可以看出，这起诉讼的真正“标的”或者深层“动机”并非土地之产权，而是小民借此保护自身利益（摆脱孔府欺压，这是原告可以说出来的理由）的一种行动策略，甚至是为了“图赖”孔府土地的一种“阴谋诡计”？这是原告不能说出来的隐情。25可见，所谓“瞎告”其实并非真的“瞎告”，这种判断恐怕低估了小民百姓的诉讼智慧。就证据而言，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然要比原告更加充分，故而被告胜诉应无疑问。可问题是，法官居然没有作出“一刀两断”的判决，而是采取“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的办法进行调处息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