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程序乃法治之枢纽的判断，程序本位论只回答了程序应该做到什么，程序自治论则进一步回答了程序如何做到这些。程序自治，即一种法律程序与其外界环境相对隔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程序自身的展开过程同时也就是程序功能的实现过程。在具体的程序运作中，这要通过角色的分化与重组、时间顺序的安排、空间氛围的营造以及实体法规范的整合功能四个方面的机制来实现。

　　关键字： 程序本位，程序自治，程序约束，卢曼

　　一、程序本位论：贡献及其不足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其中，程序本位论的确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经过一些学者的反复论说和大力倡导，起码在法学界，“程序工具论”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程序独立价值的“程序本位论”。在诉讼法学界，这一观念的转变主要是伴随着程序价值论的兴起而发生的①。但为这一观念转变作出贡献的并不限于诉讼法学者②，[ ①②准确地说，程序价值研究的开先河者恰恰来自法理学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孙笑侠和季卫东教授就开始了关于法律程序的研究。参见孙笑侠：《论法律程序中的人权》，《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孙笑侠：《两种程序法类型的纵向比较》，《法学》1992年第8期；孙笑侠：《法律程序剖析》，《法律科学》1993年第6期；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方面分别有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它们是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版。]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程序的关注事实上成为整个法学界的潮流。

　　所谓程序本位论，简单地说，就是以程序为本位，相信程序本身具有超脱于实体结果的独立价值的理论；同时，它强调程序在现代法治中的枢纽地位，认为程序法的完善应当成为确立我国法治大厦的基石。程序本位论的提出，不单为我国法学研究者提供了—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而且为整个法律界的观念转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撑。但程序本位论没有解决-起码没有正面解决的问题是：程序何以具有独立价值？-就是说，如果接受了程序独立价值论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这种独立价值要依托于怎样的制度原理才能得以体现？程序如何能够成为现代法治的枢纽？-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了“程序乃法治之枢纽”的判断，那么，程序是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而获得这种位置的？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我们就无法在程序本位的理念与程序制度的建构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而作为一种理论的程序本位论自身，也难免遭到空洞无物之讥。

　　如果说程序本位论的建构主要依托了哲学上的价值论，那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寻求另外的方法和资源。因为，作为一种方法论，价值论主要研究人类需要及其满足的问题，而强调程序独立价值的程序本位论，最后免不了要在人类尊严之类的伦理诉求上做文章。因此，这种理论最终只能回答“程序应该做到什么”，而不可能解释“程序如何做到这些”①。[①也许我们可以说，程序价值论本来就不需要就此作出解释，因为它本来就超出此种理论的视界。]为了完成后一项工作，本文引入了卢曼的法律自治理论。通过对这一理论的介绍和分析，希望能对诉讼程序在法律系统中的功能、以及这种功能的实现方式获得初步的理解。

　　二、法律自治与程序的功能：卢曼的启示

　　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程序的经典论述并不鲜见。比如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就已经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反响。但在笔者看来，罗尔斯关于三种程序正义的界分，更多的仍是在回答“程序能做到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程序如何做到这些”的问题。即便是所谓“纯粹程序正义”的理论模型，经常也只是充当了程序独立价值的一个例证，对我们理解程序运行机制的启示并不明显。为了回答本文的问题，我们引入了卢曼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可以被称为“通过程序的法律自治”理论。一方面，该理论从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关联的角度，阐明了法律自治出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卢曼通过其“通过程序的正当化”理论，为法律自治的实现逻辑提供了一个经典阐释。这些论述对回答本文前面提出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