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的作用越发变得重要，其价值亦日渐提升，每个人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信息。人民需要不断地获取各种信息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说，现代社会可以称之为“信息化社会”。社会中80%以上的信息是由政府机关掌握的，而政府机关则往往从有利于自身管理的角度隐匿所掌握的信息并妨碍公民对政府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为了打破政府机关的秘密主义，知情权[①]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知情权（right to know）又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②]从内容上讲，知情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寻求获取信息的权利；后者还包括寻求获取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向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③]同时，知情权这一概念还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理解，一方面是作为报道活动前提的知情权，这是为了保障信息传递者的自由，与“采访自由”几乎是同义的；另一方面则是信息接受者的自由， 即收集、选择信息的自由。这两个层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当今时代后者的重要性则日渐明显。[④]

　　作为“知情权”的热心主张者，美国的威金斯（Wiggins.J）认为，该权利至少包括：（1）取得信息的权利，（2）不经事前控制而印刷的权利，（3）印刷而无须担心非经正当程序受到报复的权利，（4）对于报道而言接近必须的设施与资料的权利，（5）传播信息而不受政府或者无视法律活动的市民的干涉的权利。其中第（1）项的权利是最为重要的。[⑤] 而事实上，各种类型的国家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秘密主义的倾向，各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想方设法去阻止公民获取和利用与公共事项有关的信息。可以说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种状况而产生的，是为了对抗政府的秘密主义的。

　　知情权首先是一种个人权（personal right）。对知情权的保障，使公民有机会充分获取对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各种信息，使得个人发展自身人格以及实现自身价值成为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公民其他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无论信息与思想的社会价值多么低下，对于自由的社会而言，获取信息的权利都是最基本的。[⑥]1969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曾指出信息的自由即意味着个人权利，它指出：尽可能从多个来源接受信息、拓宽自己的知识、发展人格乃属人类根本性需求；并且，现代工业社会里拥有信息对个人的社会性地位尤为重要，信息自由的基本权利与表现自由的基本权利一样，是自由民主制度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⑦].

　　同时，知情权还扮演着参政权的角色。知情权虽然具有私人性目的，但这一基本权利的重点还在于公共事务、政治领域，它是政治性意识得以形成的前提，亦能确保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加。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不仅是被统治者，亦是统治者；政治的自由不是统治（government）的缺乏，而在于自己统治（self-government）。[⑧]为此必须确保公民能够接触并获得所有的尤其是政府管理方面的信息。不仅民众的说的自由，就连民众听的自由、知的自由、反对的自由都应受到完全的保障，只有这样，民主制社会才能成立。[⑨]在现代社会推崇参与民主主义的前提下，加强对知情权的保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不仅如此，知情权更具有请求权的性质。无论个人权也罢，参政权也罢，如果仅限于被动地接受信息，那么知情权永远都不具有实益，而个人权、参政权也最终无从保障。既然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基础在于人民主权、民主主义的参政议政、维护个人基本权利、发展个人人格等，而国家秘密等又有不断膨胀的趋势，那么知情权就必须具有请求权的性质，必须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寻求获取信息、要求有关部门公开信息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了积极的“寻求”信息的权利，而美国等国信息公开法中亦以规定了公民对一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的请求权，认可了知情权具有请求权的性质。这样，依据知情权，公民有权要求国家保障其行使请求权而不受妨碍，而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对国家课以了公开信息的义务，这才正是知情权最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