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知情权则被明确地写进了《信息公开法》中。另外，知情权在一些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中亦有所规定，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更正权公约》等。[22]

　　对知情权这一概念的产生、发展进行考察，不能忽视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活动与公民利益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大众传媒对信息的日益垄断、国家秘密的不断增加、现代社会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国家，政府的职能无处不在、广泛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财经政策、城市规划、各项公共设施的安排，以至国防、外交都愈发表现出与人们切身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政府职能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更有质的变化。比如，行政机关在受到法律约束之外，更拥有了较多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在实施行政行为时难免仅考虑行政机关一方的立场，不愿主动公开公共行政中的有关资料，甚至千方百计予以隐匿，特别是与公民有一定关系的公共行政活动总是缺乏透明性。[23]这可以说是主张知情权的第一个原因。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仅政府的职能有了变化，而且，政府与个人间的关系也有了改变，两者之间有的不再是对抗，而是“不同但却一致的利益关系，因而要求行动上必须相互合作”。[24]“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合作是通过为相对人提供服务来实现的，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合作则主要表现为配合与参与”，[25]这种服务与合作关系“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意味着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支持和尊重”。[26]为了实现合作与服务的关系，必须确保政府与公民之间有效的沟通，因为沟通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完成服务与合作，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和形式。[27]有效的沟通首先即意味着公共行政事务的最大公开，意味着公民享有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可以获得与公共行政有关的资料。

　　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以及任意处置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情权”的形成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众传媒业亦有了空前发展，日渐担当起向大众提供各方面信息的重要角色。可以说，大众传媒在对信息的自由顺畅流动，乃至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着巨大贡献。但是，媒介由于处于收集、传播信息的相对优越地位，出于对自己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以及受到其他因素的左右，往往对许多重要内容加以主观处理，使公众无法顺利得到必需的信息，使其自身的活动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意义。而知情权的产生从这一方面说也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28]

　　另外，知情权的产生也是对抗国家秘密不断扩大的结果。造成国家秘密日益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政府职能遍及经济活动、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国家机关在进行相关管理活动时会取得大量与企业经营、私人生活有关的资料，而国家机关往往以避免对企业利益、个人隐私造成不必要损害为由，对相关资料加以保密。而对于在各项政策的决策阶段所形成的文件以及该决策过程本身，出于避免产生不必要混乱以至有失公正等的考虑，也多作为秘密予以对待。[29]而且，与军事，外交、治安等有关的资料更是毫无商讨余地地被一律定为秘密，严加看管。[30]这种国家秘密不断扩大的现象源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旧观念，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加重了政府管理的不透明性，与民主原则相背离，而对于知情权的保障恰被认为是用以与之对抗的。[31]

　　还有，公民民主参与意识以及其主体地位等的增强也使得知情权的保障成为了必要。民主主义政治包含权力、自由与参与等含义，但一直以来人们多是仅注意到权力、自由这一方面，而致力于对于权力、自由的分析研究。不过，近来，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民主参与的一面，开始重视“参与民主主义”（Participatory democracy）。也就是说，开始认识到，公民不再是公共行政的客体，而是担当着主体性作用，应直接或间接参与各种政治活动。[32]这种民主参与“一则可消除国民之困惑或误解，及其可能带来之破坏阻力；他则可使国民了解国事，适当地行使参政权，以形成建设性的力量”。[33]而民主参与的最大前提莫过于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即只有公民可以最大限度地自由获取政府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公共行政运营情况，才能使参与成为可能，也才能使公民有参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