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著作和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来看 ，这一命题所包括的内容还可能进一步扩展。如果说 ，通过思想工作促使执行义务人不折不扣地按照法律文书自动履行义务是“说服教育”最起码的含义 ，那么 ，同样是仅针对执行义务人做思想工作 ，却不把这种工作限定在单方面的“你说我服”而理解为双向的意见和信息交换 ，并在此过程中视具体情况帮助执行义务人做出很可能与法律文书要求不尽相符的义务安排 ，则可以被看做“说服教育”内容的初步扩展。既然“说服教育”能够导致与法律文书不尽相同的安排 ，那么 ，说服教育的对象严格限定于执行义务人显然相当勉强 ；于是 ，对执行义务人和申请执行人 （或执行权利人 ）双方都做工作 ，寻求某种新的妥协就成为自然而然的归结。把申请执行人也纳入“说服教育”的对象范围 ，意味着这项命题在内容上的进一步扩展 ⑨。当然 ，法学界和实务界可能会有一些人士不愿甚或反对把后两种情形包括到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的内容范围里去。这项原则的内涵是否能够这样扩展也确实容易成为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但是 ，不仅许多学者理所当然地在“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的论题下讨论上述情形 ，从有关资料来看 ，执行人员往往就是这样从事执行实务的 ⑩ .实践中似乎并没有人关心 ，在对执行义务人进行宣传教育过程中做出重新安排或对执行权利人也做相应的思想工作 ，是否还算“说服教育”。

　　尽管为了分析的方便 ，可以将“说服教育”的内容像上面那样划分为三个层次 ，但在现实中这三方面其实是不可分的。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人员除了研究执行依据和从事其他必要的调查外 ，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与执行义务人接触。这样的接触有着种种含义 ，既是“通知” ，又是“劝说” ，既是“施加压力” ，又是“了解情况”。所谓“说服教育” ，很大程度上也是再次向当事人了解案情 ，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进行了这样的工作之后 ，执行人员能够分别不同情况 ，或者向领导反映执行依据本身存在的问题 ，或者进一步在“说服教育”最狭义的范围内“讲清道理、指明利害” ，或者把对方当事人也卷进来 ，并引导双方作出与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不尽相符的重新安排 ，或者就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了 ，等等。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命题 ，那么对于执行实践来说 ，这些内容决非可有可无 ；实务部门一贯如此要求 ，实际上也一直在这样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该命题能够被理解为执行程序的基本原则。

　　但是 ，这些在实践中一直行之有效 ，并被视为规范的做法 ，在法理上却不是毫无问题的。与执行程序的性质紧密相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 ：在理论上是否允许把申请执行的当事人一方也纳入“说服教育”的对象 ？而这里似乎是存在问题的。例如 ，在执行程序中执行人员不能进行调解 ，目前已达成普遍的共识 ，至少已很少见到异议 ⑾。

　　于是 ，我们的强制执行程序似乎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 ，如果把“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命题严格限定在仅针对执行义务人做工作 ，要求他不折不扣地履行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这一含义上 ，那么该命题很难被提升到执行程序基本原则的高度上去 ；另一方面 ，如果把这个命题的内容扩展到对双方当事人都做工作并可能做出改变原法律文书的重新安排 ，那将出现一种法理上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 ，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都很难察觉到自己的制度中所包含的这种两难处境 ？究竟是什么东西会使人感觉到在这里存在着矛盾？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许能够使我们关于强制执行制度的认识得到深化。下面 ，我将通过引入两种不同的参照系 ，为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制度以及“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提供一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