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命题 ，我们在感觉到矛盾与感觉不到矛盾之间的这种微妙状态 ，可以说是强制执行制度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处位置的一个缩影。强制执行制度作为一种舶来的东西 ，自清末变法以来几度被试图移植到中国社会里去 ，但真正得到较稳定的制度化并开始在我们的社会土壤里扎下根 ，不过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事情。移植一种外来的法律制度并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往往需要逐渐克服社会机体的排斥反应 ，法律制度和社会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一直存在着紧张。在此意义上 ，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作为执行制度的基本原则 ，既反映了原来的制度架构及其内在逻辑因这种张力而产生的变形 ，另一方面也是使执行制度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得以运作的一种技术。那么在执行实践中 ，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究竟是如何发挥消除传统及国情对于外来制度排异反应的功能 ，同时又使制度内外的矛盾得到再生产的呢 ？下面想通过对实务界关注的几个难点进行考察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审执分立与说服教育

　　执行组织的问题在法院内部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不同意见 ，其中主要在于执行组织究竟应该与审判组织“分立”还是“合一” ，即所谓“审执分立”与“审执合一”的观点对立。表面上看来 ，这些似乎与“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如果深入到问题的深层结构上去分析 ，就会发现这种意见分歧其实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说服教育”在执行实践中所发挥的功能与带来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 ，无论是 1 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还是 1 979年重新颁布的同一法律 ，都有设置执行员的明确规定。此后的两个民事诉讼立法又进一步确立了由执行员或执行机构专门负责从事执行的“审执分立”原则。在法理上一般认为之所以实行“审执分立” ，是因为审判与执行性质不同 ，执行不仅为审判还为其他民事程序提供保障 ，各国的通例也是审执分立 ，等等 23.在法律规定及一般法理的层次上 ，审执分立原则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 ，在设置执行机构的制度实践层次上 ，不同意见似乎有了充分的体现。一位学者指出 ：“审执合一与审执分立并存、审判庭执行与执行庭执行并存的‘双轨制’局面 ，是当前我国执行工作的突出问题。”而在造成这些现象的多方面原因中 ，作为认识上的原因 ，“有的是认为审执合一比审执分立更适合执行工作的需要” ，“也有的认为审执分立不是审执分割”24.

　　“审执分立”还是“审执合一”当然首先是一个要否设置执行机构的问题 ，但更根本的问题则在于执行机构从事的执行工作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性质。如果站在大陆法系强制执行制度这一参照系来看 ，“说服教育”决无可能成为贯穿审判与执行两个阶段的因素。所以 ，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总是由要求特殊资格和给以身分保障的法官来从事 ，而纯粹的强制执行则交给具有行政官性质或甚至是民间身分的执行人员承担 （所谓“执行法院”的法官也只是从事执行程序中带有判断性质的工作 ）。与此相对 ，在我国历来的民事诉讼中 ，虽然审判与执行两个阶段各有其特点 ，但却被“说服教育”贯穿起来而呈现出更强的同质性。在这样一个参照系中 ，由同样的主体负责审判和执行的“审执合一”自然显得更加顺理成章。针对“审执分立” ，法院内部根据执行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而提出种种批评 25 .这些批评中最根本的一条恐怕就是审执分立带来“审执脱节”的难题。所谓“审执脱节” ，主要指审判阶段的办案人员由于不负责执行 ，在调解方案与判决中常常会做出没有考虑到是否方便执行或是否可能执行的安排 ，从而使执行人员感到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 ；在执行阶段 ，则因负责执行者未参与审判而不熟悉案情或不了解具体情况 ，从事执行时不仅容易导致无的放矢、效率低下 ，而且还可能使问题复杂化或者造成新的问题。对执行实践中碰到的这些因审执分立而带来的难题 ，恐怕不能忽视其现实性 ，也难以简单地否定依据这类问题而提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