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教育在法院克服“执行难”问题的种种努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决不是偶然的。作为转型期特殊的法律现象 ，“执行难”可以被理解为 ，一种功能相当有限的法律程序直接面对过于复杂的社会现实 ，不得不处理远超过其制度容量的问题而引起的制度扭曲或制度紧张。我国强制执行程序功能的有限性不仅体现在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负担过重、执行组织等内部关系并未理顺等问题所造成的“绝对力量不足” ，更集中地表现为转型期制度总体供应不足所导致的“相对力量不足”。如果存在较完备健全的担保、银行存款及证券的记名、不动产登记、公证、拍卖等制度 ，则不动产及担保债权、存款及证券等财产的执行能够通过法定程序简单地完成 ，强制执行的措施将有可能像许多国家那样 ，主要集中在动产的扣押和拍卖上。这样 ，事情就会单纯得多。恐怕这也是尽管不少国家的强制执行成功率相当低 ，却并不认为存在“执行难”问题的原因之一 33 .此外 ，尤其就经营性组织而言 ，目前我国的强制执行实际上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应该由破产制度来解决的问题 34.由于上述制度以及其他类似的制度缺乏或者不健全 ，同时也由于制度间的专业化分工不发达或制度间关系没有理顺 ，需要运用不同的原理、不同的法律技术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集中到强制执行领域 ，使得这个制度不堪重负而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说服教育原则的作用在于 ，通过加强法院裁量的因素和引入当事人同意的契机以减轻执行制度的负担。它使过大或过于复杂的问题也有可能在强制执行的范畴内得到处理 ，从而加大了制度的容量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制度的不足。说服教育不仅在通过获得当事人同意而满足程序的正当性要求这方面必不可少 ，而且在运用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作为确实有效的一种方法 ，在制度供应不足的整体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 ，从强制执行制度中取消作为原则的说服教育看来是不可行或者是不可取的。

　　尽管如此 ，必须看到 ，说服教育原则带来的并不都是正面的影响。首先 ，说服教育并不总是有效。相反 ，过分地依赖疏导或做思想工作 ，有些情况下可能导致执行措施不力 ，执行程序长时期地延宕 ，甚至完全丧失执行的机会。这一点已为许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指出。其次 ，对双方都做工作并实质上改变原有法律文书内容的做法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缓解了“执行难” ，但也会带来更加复杂的问题。对双方的说服常常变形为一方被迫放弃权利 ，而且容易使办案人员重新卷入复杂的纠纷。以“以物抵债”为例 ，一位法官指出 ，执行实务中公开或隐蔽的强行以物抵债已引发了在价格、质量、拒收拒退以及程序等方面的矛盾纠纷 ，许多情况下执行法院直接卷入这些纠纷而非常被动 35 .近年来批评较多的所谓“执行乱” ，其实与不少灵活变通的执行办法及其引起的矛盾有直接联系 36 .

　　看来 ，说服教育以及伴随着说服教育的种种灵活变通的执行方式方法 ，在运用得好时能够有效地缓解“执行难” ，甚至在一些场合可以说是目前条件下惟一可能采取的对策 ；但另一方面 ，在某些情境下搞“变通”或运用不当也会带来困惑、矛盾以至混乱。更为深刻的问题恰恰隐藏在这样的现实之中。当我们看到说服教育在一些情况下确实解决问题 ，给执行程序带来皆大欢喜的结果 ，而另一些场合则引起困惑、苦恼以至更难收拾的问题之时 ，我们往往会问 ，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 ，究竟哪一种占多数呢 ？如果我们针对坏的情况所设想的对策 ，还不外是提高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能力和办案技巧或水平的话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放弃在法律或程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