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申请权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从庭审中剔除，置于庭审准备程序中。现在庭审中的一个通行作法是在庭审中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有哪些人员组成，并寻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首先这不符合诉讼法的规定。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应在开庭前的三日内告知当事人。这是为了给当事人一个了解诉讼权利义务、评价审判人员和决定是否申请回避的考虑期间；保证当事人回避申请权的有效行使，防止流于形式。其次是增加了诉讼环节和成本。事实上很多是在庭前已经告知情况下，开庭时又重复告知，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在庭前准备程序中完成这些工作，就可以杜绝上述两个方面的缺陷，同时还可以减化庭审程序，突出庭审重点，即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从而使庭审结构变得更加精致和单一。

　　（2）取消庭审中独立的辩论阶段，将辩论贯穿于庭审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各个环节，以增加庭审的对抗性，让法官获取更多的诉讼信息。传统庭审流程一个显著特点，是将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阶段，一般不能逾越。事实上，庭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对抗，争辩就在所难免。事实证据需要通过辩论才能分清真伪，辩论又需要以事实为根据，离不开对事实的陈述与梳理，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人为割裂这种关系是不科学的。

　　（3）将“最后陈述”改为“最后归纳陈述”。“最后陈述”与“最后归纳陈述”虽然在形式上只增加了二个字，但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因为有独立的辩论程序，当事人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还“最后陈述”什么呢？实践中不少法官要求当事人用一两句话重复一下诉讼请求。这显然没有必要。去掉独立的辩论阶段后，当事人作最后归纳总结性的发言就不一样了。这有利于法官对全案诉讼信息的整体把握和法律思维、自由心证的形成。

　　（4）法官对庭审活动的调控。法官对庭审活动的调控应以不损害其中立地位为前提。有的同志主张对“弱势群体”提起的诉讼，法官应适当“倾斜”，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与诉讼对方保持平衡和对等。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对弱势群体提起的诉讼，可以通过司法救助等程序来实现，如减免相关费用、指定代理人等。但不宜由法官直接越俎代庖帮其完成收集证据、实施发问、质证等行为，这都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当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关诉讼权利，如申请调取证据等，应不折不扣的予以满足。即使视法官为消极地位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同样强调法官对庭审活动的引导、控制。混合型诉讼模式下，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

　　第一、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起诉、反诉及答辩理由，明确原告的起诉请求及被告的答辩意见和反诉请求；第二、确定争议焦点、举证范围并征求当事人意见；引导当事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和举证范围进行举证、质证；第三、维持法庭的秩序。包括对违反法庭纪律的诉讼参加人和旁听人员进行制止、训诫；提醒、打断游离主题和未经许可的陈述及辩论发言。

　　（三）庭审中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设计

　　举证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和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活动。具体来说，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是诉辩双方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罪轻罪重和应受何种刑罚等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行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则主要是围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展开的。根据民事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法官在庭前对当事人负有举证告知义务，在受理案件和送达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当事人举证范围、举证期限以及逾期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除举证失权规则的限制和有必要于庭前进行证据交换外，对证据分类编号、证据交接、证据展示等举证活动都应在庭审中进行。举证一般按照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的顺序进行，但特定情况下，也可适当调整。

　　（1）证据展示规则。证据展示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对方当事人质证。庭审启动后，法官应根据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和证据规则关于举证责任的配置，确定当事人的举证顺序和举证范围。无论庭前还是当庭提供的证据，都应在庭审中出示，但庭前已经交换过的证据可以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