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近二十年的法官生涯中深切的感受到，最大限度地、尽可能地实行当庭宣判，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最为有效的途径。道理很简单，当庭一宣判案件就审结了；当庭宣判，让所有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和机率几乎为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审判机制让握有裁判权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在开庭前不知道将审理的是一个什么案件，而知道和接触到案件的法官或法官助理不享有裁判权；案件从审理开始到裁判结束，又都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之上；那么公正和效率离我们还会远吗？

　　要推行当庭宣判，其实并不需要大的改革动作，在现有的司法体制框架内稍作变通即可实现：

　　-挑选一批精英法官在本地或异地法院任职，专司各类案件的审判。这里的“审判”是指自主进行各类案件的审理并决定案件的结果。这一工作可考虑由最高法院或上级法院在缜密论证基础上，制定实施方案并报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批准后施行。

　　-适当划定当庭宣判范围。可根据法官素质、案件性质、难易程度、社会影响等因素确定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这只是过渡性质的措施，最终应实现所有案件的当庭宣判。当庭宣判率和二审、再审改判率应成为对法官考核的主要指标。

　　-当庭宣判的程序设定。庭审结束后，独任审判的，由独任审判员当庭或休庭稍做准备后宣判。合议庭审判的、由审判长主持庭审评议。评议时可先就焦点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再陈述结论意见及理由。评议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案件结果按多数意见作出。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或权宜之计，在院庭长和审委会委员未参加审判组织的情况下，可考虑由院庭长、审委会委员参加旁听、列席合议庭评议等帮助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完成当庭宣判。

　　空间之四、反复推敲努力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

　　（一）现代裁判文书的司法价值与历史演进

　　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裁判的静态反映和最终载体，它是当事人诉讼活动的客观记载，是法官“自由心证”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是胜诉方的甘露，败诉方的苦酒，标志着法庭审判活动的终结。同时，它还是司法公正与否最公开、最直观、最透明的宣言书。

　　笔者在复查一些历史老案过程中，曾接触到不少解放初期的刑事判决文书，一页纸百十个字就是一个判决，有的还是死刑判决。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我国在司法传统上是一个非常重视裁判文书制作的国家。在我国古代判词的写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唐诗人王维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明海瑞的《海瑞集》等，其中都有判词的收录。当然前人的这些判词与现代裁判文书不可同日而语。

　　自新刑诉法颁布、审判方式改革，特别是1999年4月，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出台后，刑事、民事、行政裁判文书相继进行了改革。受现代司法理念的影响，过去法院那种职权主义审判方式实录的的程式化格局已经被突破，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裁判文书模式相比，我国现行裁判文书已经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转变：

　　（1）从“超职权主义”蛮横走向“当事人主义”的中立和文明。过去裁判文书只有判决结果，缺少或没有结果形成过程；只有法院对自己“查明”事实的确认，没有确认这些事实的证据分析；适用法律条款只有名称，没有内容的状况已得到矫正。公开审判过程、公开诉、辩主张、公开举证和质证要点、公开展示认证理由、公开阐述裁判依据的“五公开”已被司法实践所接受，以往裁判文书中的神秘色彩已被公开、透明所取代。在裁判文书中十分详尽的列举双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材料，并根据当事人双方“公堂对簿”的结果，对证据的可采性作出公开确认，进而认定案件事实并以此作为裁判基础。

　　（2）格式上由“古板僵化”向注重“个案特性”转变。过去职权主义纠问式审判模式下的“三段论”表现格式，即事实、法律和结论，已经被普遍地摒弃。有相当数量的裁判文书已开始从“格式化”向“多样化”转变，并特别注意满足案件本身的个性需求，不拘泥于格式。如二审裁判文书中经审查确认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即一笔带过，显得简洁明快。经常可以见到一些成熟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格式新颖，结构完整，充满着创新精神。比如象作为裁判文书中一个全新构架的法官后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