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于日本，自秦之后的“大一统”文化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文化是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经营”积累了数千年的文化体系，虽然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都被包含在这个体系中，或接受了这个文化，但是他们并非是“原创”者。由于是原创者，所以中国人格外珍惜“文化”，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不在乎在仿效中失去自我。但是，中国文化并不封闭，相反，历史证明其具有巨大的融合力。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中国人强调的是“融会贯通”，是文化的扩容和更新。在学习和吸收中，中国人不仅不会放弃自身的文化，而是会通过种种缓和的途径使对方发生“汉化”，异质文化汉化的过程，便是中国文化更新的过程。这种学习的本身，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创造更为贴切。所以，中国人在学习中最忌讳形式的照搬和直接的套用。“探本溯源”、“厚积薄发”、“实事求是”是中国人的学习原则。这种学习的方法需要以传统为平台，需要从容甄别、精琢细磨，需要将异质文化中的优良成分演变为自身文化中的有机组成。因为中国属于“创造型”文化，所以在日本可以“速成”的西制，在中国却成效甚少。

　　我们无法简单地用“优”、“劣”来评价中日两国传统所赐的在“学习”方面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历史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是仿效西方，同是实施宪政，日本可以从形式做起，可以直接搬用，中国则不能，如果这样做了，也不会取得成功。同样，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自我更新及新途径的开辟，这样的学习境界日本也难以企及。我们更不能责怪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对传统的焦躁，因为历史没有给他们“从容”的条件，更没有给他们精琢细磨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是否有耐心寻出适应于自身文化的宪政之路，而不是在急于求成中再次迷失自我。在中国，任何成功的变革，无不是以批判开始，而在继承和融合中圆满完成的。

　　综上所述，对宪政含义的误解、政治的蓄意诱导、因急于求成而盲目地以日本为师是近代中国宪政的误区，这三大误区无不与传统的自信在近代失落相关。那么，可以让我们寻回自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另文所要论述的“论礼治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