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宪政在西方的缘起，是正确理解宪政含义的前提。谁都不会否认，宪政在西方产生有着其特定的传统作为基础。近代宪政所要求的权力制衡制度与民主思想在古希腊思想家的论著中即可找到依据。如果我们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近代宪政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同置案上，翻阅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继承关系。孟德斯鸠对政体类型的阐述，对共和政体与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无不镌刻着雅典、罗马城邦制的历史印记，宪政因有了传统的支持和历史的依据而合理并神圣。说到宪政，就不能不说“宪法”，因为宪法是宪政的文本和纲领。西方人是从传统认识或理解宪法的。按照一般的宪政理论，宪法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国家最重要机构的职权和相互间的关系。从社会契约的角度阐释，国家的权力产生于公民的委托，而宪法就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国家行使权力不能损害公民权利，相反而是应该以保障公民的利益为目的;权力制约的目的则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宪法的这种契约性质，使每一个生活于此的公民都会感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系于宪法，感到在实际生活中宪法的不可或阙。更为重要，同时也是被我们所忽视的是，宪法在西方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展现，是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肯定与浓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全体公民长久以来形成的公认的价值观，“契约”才具有约束力，才不流于形式。

　　因为与民族精神及传统密切相关，所以不同国家的宪法也不尽相同。“一国有一国的政情;一国人民有一国的政治观念;甲国人民所认为应该入宪的事项，乙国人民或认为不须入宪。” (9)这种产生于历史传统与社会风俗习惯并体现人民共同价值观的“大法”，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至高无上的，是值得追求的。尽管在现实中，他是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法，但一旦有人践踏他，便会激起民众的反对，甚至愤怒。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精辟地论证了宪法之所以是“根本大法”的原因所在：“在这三种法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他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政论家所不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系于此。这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尽管他好象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弓梁，而唯有漫漫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