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学界的急切与不切实际的理想使宪政由西土“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中国变成“预期而设的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12) 并由此而失去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政治上的蓄意诱导则使宪政的处境更为尴尬——这是中国宪政的又一个误区。

　　自清末始，证明政权合法性成了宪法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根本大法”与风俗、民意风马牛不相及，反倒与政权形同孪生姊妹，其只是出自政权，或政权掌控中的“国会”。清末“大权统于朝廷”的“预备立宪”和北洋军阀政府接二连三的宪政闹剧，不仅使宪政成为政治集团之间较量的工具而失去了其本意，更严重的后果在于他的欺骗性使本来对宪政就陌生的民众产生了误解，甚至反感。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军阀混战，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在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在民众的眼中只能是欺骗。这便是宪法在遭到破坏时，民众之所以冷漠的重要原因。

　　由绞杀了维新立宪的清廷“后党”宣布“预备立宪”，这个不祥的开端本身就预示了中国宪政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慈禧赋予宪政的使命荒唐而阴毒：“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13) 后党这种居心叵测的立宪目的，不仅改变了宪政的本意，而且即使作为一种工具，宪政也从立宪派及帝党所期望的“救亡图存”的工具完全变为权力的工具。把宪法变成权力依附，不只是慈禧太后的发明，更不局限于清末。在清帝逊位，清廷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宪政的闹剧却愈演愈烈。名为民国大总统，实为军阀魁首的袁世凯以行政权独大，干扰国会的立法。设立御用性质的“政治会议”，并利用之解散了国会。在袁世凯制下，民国元年(1912年)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订的《天坛宪法草案》都成为具文。而1914年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确实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袁记约法”，他所反映的是袁世凯的“独裁”意愿。袁世凯之后，中国宪政的命运并未好转，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中，国会掌控于武人之手，在炮火中聚聚散散，开开停停，与其说是讨论国是，反映民意，不如说是在演戏。宪法的制订与出台更是与不同军阀派系实力的消长密切相关。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竟然是曹锟贿选的遮羞布。如此的宪政，如此的宪法，如何能凝聚起民众的情感，又如何能树立起根本大法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