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手段在矛盾的排解程序上具有严肃的规范作用。法律的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途径。没有程序公正，实体的公正就不能得以实现。为此，国家专门制定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以规范三大诉讼行为。同时，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还对行政复议、合同仲裁等程序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程序法规一方面对执法行为加以规范，一方面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也加以规范，从而能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这些规范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偏激性特点，有着很强的抑制缓解作用。一是程序上的平等性有助于平衡当事人的心理，缓解激烈的纷争情绪。“对于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我国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平等原则，决定了无论当事人是“官”、还是民，也无论当事人是政府还是个人，在诉讼地位上是一律平等的，职务再高、权力再大也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就很容易使相对弱小的一方当事人心理得到平衡，自觉接受法律的评判。同时，也会削弱和缓解由于“官官相护”的叛逆心理带来的偏激情绪。二是程序上的秩序性有助于抑制当事人的对抗行为，规范纷争秩序。将无秩序的纷争纳入到有序的诉讼中来，是程序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它通过程序的调查、次序的陈述、充分的举证和相互论辩，能够使当事人强烈的对抗心理得到缓冲，过激行为得到抑制，进而冷静地进行思考，逐步进入到理性、规范的诉讼之中。这一作用无疑对顺利解决矛盾纷争是有积极的意义。三是程序上的公开性有助于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程序公开，作为公正、公平的基础，亦是一个重要的诉讼原则。程序公开、论辩公开和裁判公开增加了诉讼透明度，将执法人员置于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和执法不公。它从法律上保障了当事人充分举证、充分说理的合法权利。这对增强当事人对法律的依赖，消除误解和隐患，促使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法律手段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一个显著优势。

　　（四）法律手段在社会效应上具有普遍的教化和预防作用。法律手段的教化功能是其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它既明确地体现了其保护、鼓励和抑制、禁止的行为对象，又深刻反映了其倡导和保护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而这些内涵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它在社会效应上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一是法律的维权性具有激发人们普遍关注的作用。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关注。哪些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哪些是禁止的，人们迫切期盼悉知，尤其对法律的适用，人们的知悉心理更加强烈。这就决定了法律手段的教化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二是法律的正义性在社会上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在法律手段的作用下，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得以实现，受到鼓励的不仅是当事人，而且是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对增强社会主体的守法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援助意识，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三是法律的惩戒性在社会上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评判处理，是法律的基本功能。违者罚、犯者惩，是法律不受侵犯性的体现。这种体现的社会意义，在于促使人们到前车之鉴的法律后果，自觉树立依法行事的观念，坚定守法意识，消除尚在萌芽的违法行为，从而构成了法律本身的积极预防作用。

　　三、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注意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沿用传统的方法和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显然已不合时宜。法律手段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必须与经济、行政等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要打破法律手段就是专政手段的认识误区，把法律手段与思想教育、组织工作、群众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全民法制意识。当前在普法工作中，应注意有针对性地强化广大干部群众的“三个意识”：一是权益意识。让群众知晓在各类社会活动中，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哪些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哪些为法律所限制和禁止，以增强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自觉性。二是契约意识。让群众明白契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违约的责任，破除“情重于法”的传统观念，养成事前立约、事中履约、事后守约的行事习惯。三是诉讼意识。破除“厌讼”、“贱讼”观念，树立诉讼是维权之道、文明之举的思想，并引导广大群众逐步从有了矛盾找领导、“找熟人”，向有了矛盾找执法机关、找证据转变，增强依法维权的自觉性，为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