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和现实造就了“国土”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 兼容“和谐有序” 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法治，秩序，法律观

　　从“大干快上”到“科学发展观”之演进，知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先生予之评价为：“是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经验教训之总结，符合中国国情和全球发展趋势，是中国第二代发展战略。” [1] 据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客观地讲，“科学发展观”之降生，是继“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第一代发展战略之后，中国又迎来新一轮深层矛盾（如人口压力、城乡差距、贫富悬殊、资源危机、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等等）的关键时刻，基于反思历史和维度现实的适时性“人本化”回应。“发展观”的变换，细细品味起来不外乎是社会运行模式的调整。中国前提下的发展套路多年来一直受一呼百应式“集权控制”影响，由此引发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型冒进和后20年单项突击“GTP财富中心”的掠夺型扩张。换言之，建国50多年来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是在经受“挫折”和“损失”之后被迫“重点转移”，施之“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来急求 “恶增长”以缓解十几亿人的生存压力。但是，这种“掠夺型”的强制推进目前已经极限到徒步艰难的程度，现实场景对“人本关怀” 兼容“和谐有序”社会的期求，不再是虚浮于政治层面那种不厌其烦地流传的“理想口号”，而是一种“有实有价”的具体制度化的实践构建。有鉴于此，本文拟将从法社会学视角多维度探索这一问题。

　　一、“以人为本”的“法治”选择

　　显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既是党政国策的“人性”复活，更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真求。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把造就人、善用人、造福人作为基本着力点……”[2] “以人为根本，以人为核心，以人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3]正如佩鲁所言：“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便在经济学方面，它也应该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4]

　　提及“以人为本”，常与百姓“心理寄望”联系在一起的是“亲民皇帝”、“亲民总理”、“亲民官员”诸如此类，这是长期以来集权主义“官文化”过度扩张的结果。在“官僚化”社会控制模式的前提下，几乎把该社会场景的一切都交与“掌权者”处置，民众无法获得以“制度”约束“权力” 的权利空间，以至阻却了“亲民制度”观念的普遍生成。事实上，无论何等逻辑起点的文字假说，都解脱不了“人治”阴影对个体人性的愚弄与封锁。前些时日，于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嘉禾事件” 就是经典的现实反思材料。在湖南嘉禾县多数民众眼中，周余武是个百里挑一的“好书记”，好在这位县委书记雷厉风行、“为改变嘉禾的面貌”而不遗余力，为官清廉，素有“盒饭书记”之称。然而，最好的书记却因强拆“珠泉商贸城”事件被沦落为“最失败的共产党员”。原由是在强拆“珠泉商贸城”时，置国法不顾暴力阻止新闻报道、随意拘捕“拒拆者”、株连无辜工作人员等等，甚至放言：“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终获“滥用权力、违规违法、损害群众”之定性而引咎辞职，直至被撤消职务。周余武于《我的反省书》中自言道：“……权力用得不好则会伤害群众，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严格依法依程序办事。……我在嘉禾县的成绩广大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使我的威望越来越高，我对自己的决策能力也就越来越自信。在这种自信心的驱使下，我对调查研究有所忽视，对群众路线有所淡忘，把信任凌驾于群众之上，把决策建立在热情之上，以至在研究珠泉商贸城工作中出现许多违规的‘激情决策 ’。”[5]周余武的反省“表白”已经略略透析了该事件的症结所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由此折射的“控制论”和“发展观”的另一个认知哲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从根本上讲是排斥“贤人专制”为着眼点的潜伏着本性固有而无法克制的“无预期风险”的这种治理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