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四次参拜，按现行体制，即使“玉串料诉讼”违宪判决、中曾根“违宪嫌疑”判决仅对当事者有拘束力，作为一国首相，小泉也应该恪守宪法规定，自觉接受其它违宪判决的间接效力，而不能去挑衅宪法；对第五次参拜，小泉顶着两次违宪判决[20]的风口，毅然强行的，他形式上进行了所谓的“简便方式参拜”[21]，这也许是感受到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对与批判，也许多少感受到了违宪判决的压力的结果。（日本国内存在小部分人为其清洗“罪责”，说小泉接受了违宪判决，才“简便方式参拜”的。）

　　但我认为仍然逃脱不了行为的公共性与宗教性，还是违宪的（限于篇幅，不详细展开）。

　　（二）宪法判例的拘束力与小泉判例

　　有人也许会问，针对小泉有11次判决，为什么会出现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三大不同判决类型呢？以前的判例对后来的判决有没有拘束力啊？如果有的话，是多大程度的拘束力？

　　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判例主义的，虽然存在成文法，但是成文法仅仅是为了补充、变更判例法的。历史上通过把先例当作裁判规范，（把先例当作法源）逐渐发展起了英美法的主要部分，而日本却不同。

　　1判例的概念。

　　对判例的概念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22]我认为所谓能拘束法官的判例是指作为先例，在法院以处理事件作为己任的过程中，能否作为裁判的准则，是否能够控制裁判过程，进而能推导出判决书主体结论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法根据或理由。

　　2判例的法源性

　　判例的法源性，是指超越该案，在其它同种案件中，是否具有成为断案根据的权威性。在日本对判例的法源性存在争议，否定派以中野次雄为代表，在其名著《判例与阅读方法》第一章中，中野主张：所谓的判例是指进行特定裁判时，针对一般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所作的法律判断。在这种意义上，判例直接拘束法官，间接地拘束一般社会与法律实践，并不是因为判例是“法”才产生这种拘束力的。因为国家需要对以“裁判”形式表达的国家意思进行统一，所以法官有职务上的义务，去预测能进行事后统制的“最高院的裁判”；[23]肯定派以田中英夫为代表。主要理由是国民对司法机关存在“平等性期许”。法院对同种事件必须同等对待。从而肯认了司法机关的“法创造”功能。[24]我认为象日本这样的成文法国家，其违宪审查制度是附随性的，判例可以从属于成文法具有法源性。所以在日本可以承认“判例是法”。但是并不是无限制地承认“法官立法”。判例法与制定法具有不同的意思。法官适用先例时要限定先例的射程，针对特定事件作出妥当的判决。

　　3判例的拘束力。

　　对同种事件要求同样解决是判例拘束力的根据。制定法上，判例的效力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类，上级审对下级审的拘束力，第二类是上级审判例对上级审本身的拘束力。第一类的根据是日本《法院法》第4条“上级审的法院判决，对下级审就同一案件的判决具有拘束力”；从司法实务看，1980年，东京地方法院对所谓的“日教组事件”判决中“在审级制度的诉讼体制下，不能忽视最高院判决的判例统一功能，和由该功能所保障的法的安定性。特别是对最高院大法庭的判决，如果判决内容基本相同的话，在实务上应该充分尊重之。所以必须在事实层面上承认它对下级审的拘束力”[25]

　　第二类，根据《法院法》第10条第3款，“对宪法或法律的解释适用，违反最高院以前作的判决时，必须最高院大法庭而不是小法庭作判决。小泉的 11个判决即使有9个没有进入宪法判断程序，因为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附随性“，所以，不论是从普通诉讼层面还是违宪审查层面，总体上判例的效力还是遵从以上两条标准的。根据以上规定发现，下级法院的同级间相互不具有拘束力。所以04年2月的大阪地方法院第一次审理开始到05年4月的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止（共七次地方法院判决），相互间没有拘束力；作为高院层次，从05年7月大阪高院第一次审理到05年10月高松高院止（共四次高院判决），相互之间亦没有拘束力。高院更不会接受地方法院的拘束。所以才导致了对小泉有11次判决，虽然原告起诉时针对的参拜基本相同，提起的诉讼请求也基本相同，但是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作出了”三大类“ 不同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