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正义论的角度看，古代的那种法权关系无疑是不公正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些犹如散沙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个人，他们作为被统治者，在这种不平等的政治与法律关系中被视为工具和手段，从属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遭受他们的压迫和奴役，自身没有独立的权利、尊严和人格，其生命、财产和自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于这种不公正的法权关系，前述的那些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破除，更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逻辑，虽然关系双方的主宾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其关系的非正义性依然如旧。正是从这样一个维度来看，宪政所确立的政治逻辑，才具有了正义论的性质，它所建立的新型的宪政法权关系，不是单纯变换主宾双方的位置，而是从根本上破除了这种不公正的政治关系本身，建立起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像前面所分析的，统治者作为总体性，它无论是君主、皇帝，还是人民、先锋队等等，都不再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或者说，这种关系根本上就不是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法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是被授权的“统治者”，另一方是享有独立权利的“被统治者”，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后者从属于前者，而是相反，前者只是后者合法的公朴，它的作用和功能并不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是为了更有效、更现实地服务于广大的人民大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人民大众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人，这些个人享有本于自身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利。

　　宪政的政治逻辑便是这样一种立足于个人权利的逻辑，个人既不是幻想中的远离政治法权关系的自我，也不是企图通过政治斗争而成为统治者的自我，而是一些以自身为目的，并现实地在社会的平等、共识的政治法权关系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私我。这里所说的私我，首先是一种私人性，具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享有被法律所保障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等，正是这种私人性为他赢得了实实在在的人权；其次，私人并不意味着对政治漠不关心，远离社会政治法律生活，而相反，个人正是以他的私人性身份参与社会，介入宪政政治，可以说，没有这种私人性，宪政的法权关系也就失去了基础。

　　为什么私人在宪政中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呢？这一点正是宪政政治所具有的独特性，因为，宪政作为一种体现着三维价值的正义论，从一开始就把防犯放在了优于伸张的地位。宪政正义论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与其说是旨在伸张个人的各项权利，不如说是旨在防犯个人的各项权利被“统治者”所侵害。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宪政的政治逻辑比之各种争取个人权利的斗争哲学有一些消极，但这恰恰是宪政正义论的实质所在。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所谓的高调理论，它们看上去似乎非常积极，富有理想，把个人的各项权利充足放大，甚至提高到吓人的高度，并不惜为之流血奋斗，但实际的结果却适得其返，往往又退回到过去那种旧有的政治逻辑关系之中，变成了新的专制。宪政政治所确立的个人原则，是一种看上去较为保守的个人主义原则，它并不着力于追求自我的权利，而仅是把重心放在如何限制专断的政府权力使其不损害个人的私人权利方面。因此，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便成为宪政的第一要务。

　　在宪政正义论看来，专制的统治者其权力的不公正性自不待说，即便是宪政法权关系中的政府权力，也隐藏着巨大的危害，正像阿克顿所指出的，“权力导致腐败，极端的权力导致极端的腐败”。因此，对于权力的作用宪政主义者历来十分重视，虽然政治权力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权力在协调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方面一直具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所具有的危害却是不能低估的。可以说，人类政治的不公正之源便来自这种政治权力，特别是非法的政治权力。翻开人类历史，可以看到，几乎每日每天政治权力都在用它的不正义之剑损害着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各项权利，虽然政治权力每每被统治者合法化了，但其不正义性仍昭然若揭，各种各样的专制独裁者都是凭借手中的非法的或合法的政治权力对民众施以暴力的。正是鉴于权力这种利器的可怕性，宪政政治才把它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放在对于政治权力的限制上，在它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如何去伸张个人的权利，而是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只有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合法的限制，个人的权利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私人的生活空间才不会被政治权力所压瘪和催毁。因为统治者总是本能地想逾越他的政治界线，非法使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而且政治权力掌握着国家机器，无疑会更加助长掌权者的非份之念，这样一来，谁一旦大权大握就可能甚至必然地会非法使用各种政治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那些广大的无权的个人，他们私人的合法权利在权力暴力之下就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