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主义这个词的真实内涵并非与美国法律人的理解完全一致。它似乎具有其它“主义”的特征：其既非完全说明性的，亦非完全描述性的。宪政主义的范围也很难辨别：它的历史基础迥异且不确定。法律现实主义者WALTON H. HAMILTON，在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撰写以此为主题的文章时，以一种讽刺的口吻开始：“宪政主义是一种人们赋予信赖的代名词，这种信赖的对象是聚集在公文纸上文字的力量，以确保政府的有序运行”。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自信地在他们所理解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美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之作为建国初期宪法思想的一种概括表达（shorthand reference）来使用。欧洲历史学家则经过了更加深刻的思索。他们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成文宪法和议会主权，在提及英国宪政主义时其意思是什么？戴雪区分“宪法惯例”和“宪法法律”的重要性何在？这一区分又是怎样的意味深长呢？正如戴雪指出：“无论所谓的不成文宪法具有怎样的优点，它的存在为试图解释宪法条文的老师带来了特别的困难。”法国学者将宪政主义视作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其凝思这一事实，他们却陷入了困境之中，即自1791年宪法之后，法国已经拥有15部宪法——而且决非都是民主的。德国历史学家试图将宪政主义一词的使用限于19世纪的中欧的君主立宪政体（Central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monarchies），尽管宪政主义在德语中的对应词（Verfassungsstaat/ Verfassungsbegriff）经常出现于文学作品之中。当然，德国宪法学家的缺点在于对魏玛宪法的自以为是，魏玛宪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进步性的宪法之一，但其一旦被野心勃勃的敌人掌握便会走向毁灭，因为敌人会设法以法律的形式来肆意横行。

　　宪政主义既具有描述性的内涵，亦具有说明性的特性。使用描述性的内涵，其主要是指人们为使自己的“同意”（consent）权利和其它权利、自由和特权在宪法上得到承认而进行的历史斗争。这一斗争大致可以追溯到17世纪，延续至今。其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同时发生。在说明性的意义上，特别是在美国使用这一概念，其是指作为美国宪法重要因素的那些政府特征。因此，F. A. Hayek称宪政主义是美国人民对法治的贡献。

　　很明显，宪政主义预先假定了宪法的概念的存在。一位在美国革命问题上非常有影响力的瑞士学者，EMERICH DE VATTEL，在他1758年的著名论文《国际法和自然法的原则》（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决定着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根本法，是指那些构成国家的宪法的法律。在根本法中，可以看到，国家得以发挥政治实体作用的组织；人民如何被统治、被谁统治，以及统治者的权利与职责。这种宪法实际上无异于体系的构造，国家希冀为了共同利益（in common）而运行，以获得形成政治社会所欲实现的某些利益。

　　这一相当中性的定义应当与Vattel的自然法理论背景结合起来理解。Vattel承认改革政府的权利属于多数人，最重要的是，他否认立法者可以触及根本法，“除非他们获得国民对修改根本法的明确授权。”而且，Vattel相信市民社会的目标在于“使公民获得生活必需品、舒适、生活快乐，总的来说就是他们的幸福；确保人人可以和平地享有其财产，人人拥有获得正义的可靠方式；最后确保公民可以保护其整个身体，使其免受外来暴力的侵犯。

　　在随后的18世纪，宪法的定义中渗入了强烈的说明性色彩。以下两个例证都同样引人注目。1776年10月21日，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市镇Concord，作出一项决议“宪法在其确切意义上是指为确保公民对权利的拥有和享用，对抗统治者的任何侵犯而确立的一项原则体系。”（参见CONCORD RESOLUTION）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第16条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权利未保障和权力未分立的社会，不存在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