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案例中，其中之一可能会成为主导的力量。

　　II

　　我现在要说明民主过程中某些熟悉的失败类型，以及可能的补救之道。

　　（1）第一种失败类型，是在大型、极权和官僚社会中常见的公民疏离感。这是我们刚才开始讨论的现象：普通公民对权力感到有极大的距离感。距离在此的形象是负面的：权力是无动于衷的。公民在面对统治机制时会有无力感。统治机制我行我素，罔顾普通公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似乎求告无门。不论是决定大方向还是对关系个人的决策过程稍作调整，普通公民对决策过程似乎毫无影响力。只要有越多的事和越重大的事集中在遥远的中央政府手中，政府的办事程序便越官僚化。

　　当然，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力并不表示政府完全依自己的方式办事。有力的游说也会干预并影响其决策过程。但这些游说也是远离普通公民，通常对人民的建言也是充耳不闻。

　　这正是托克维尔警告的状况。他最后也谈到补救之道。其中包括了分散权力，将政府的某些功能下放到地方阶层来执行。在地方上动员人民来影响政策是比较可行的作法。

　　然而过度的中央集权不但会造成政治系统的危机，同时也会影响公共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地方上所关切的事很难打动中央。因此，全国性的辩论可能就会集中在少数的大型媒体，而对地方上的建言无动于衷。例如，大家普遍感到，在主要电视网所进行的辩论，是由比较狭隘的团体与利益所形成的。它的推动者是在一个很难打进的象牙塔中闭门造车。其它的观点、其它的质问方式、其它的理念计划，是无法受到倾听的。

　　托克维尔式的分权在公共领域也是必要的。的确，两者可以相互支持。若是重要议题能交由地方处理，便可提高地方媒体的重要性，而地方媒体则可转而将辩论焦点集中在这些影响所及的议题上。

　　然而，这并不只是将一些议题下放到地方层次，并因此而受到地方性辩论的影响。全国性的辩论也会因为有效的地方公共领域而有所改变。在此，可行的模式似乎是将较小的公共领域寄宿在较大的公共领域中。地区性的公共领域对于整体是有意义的，它能影响全国性的公共领域的议程，奉献出属于这个社会本身的政治生活-政治分权的良好示范有助于公共领域的扩大。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形式的小领域。对于某些西方社会而言，由某些政党和社会运动所代表的类型，是十分重要的例子。它们就好象寄宿的公共领域（nested public sphere）一样，其内部的辩论也可以对外公开。于是，基于政党或运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内在辩论可以制定协助全国性的计划。有些政党便具有这样的功能。不过在最近几十年当中，最惊人的例子要算是某些「新社会运动」：

　　例如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甚至可以称它是独一无二的），以及生态保护运动。这些运动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与游说团体通常使用的方式大不相同。游说团体是以某种众所认可的立场来动员力量，但其内部的讨论却不对外公开。相反的，社会运动的内部辩论则是开放给所有的人。就是凭借着如此开诚布公以及全球性的影响力，使它们得以重新改造公共计划。这也就是为甚么我要称其为寄宿的公共领域。

　　就某种程度而言，朝向中央集权与官僚化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是无可避免的。

　　这对民主是不利的，它使得条件（b）难以达成，而其所造成的恶梦情境，便是一个过度集权的政府。在一个充斥着有力精英说客与全国性电视网的环境中，他们对来自地方的声音充耳不闻。然而这个潮流可以藉由双重的分权而加以抵销：一是朝向地区性的社会，一是寄宿的公共领域。它们可以传达广大人民的声音，否则人民会觉得，除了年度的全国大选外，他们完全置身事外。

　　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公共领域模式，显然与十八世纪原本的模式不同。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点。原本的模式似乎是设定一个单一的空间，而我在此所主张的则是彼此依存的多元化公共空间。在此固然有辩论国家政策的中央竞技场，但却不像是一元化国家的公共领域，反而像是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第二，必须缓解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间的鲜明界限。事实上，某些最有效的寄宿公共空间是政党和鼓吹运动，它们是存在于政治与公共领域间的灰色地带。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间的界限必须尽可能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