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使公共领域能够扩大公共辩论的功能，我们就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们仍将其视为守门人和限制权力的力量，则旧有的模式似乎是对的。让全国电视网或具有全国性声望的报纸去对付当权者，显然是比较容易的。为了达到这项功能，由政治中立的大型有力机构来主导公共领域似乎是理想的选择，但它却可能破坏了真正的全国性辩论。

　　（2）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同样会阻碍，甚至完全断绝民主决策的制定。发生分裂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阶级战争」的形式，最低微的人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有系统的忽视或排拒。就这点而言，在大多数西方民主政体中（除了本身固有的理由外），以不同的「福利国家」措施所表达的团结形式，显然对维系民主社会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种分裂则是由于一个团体或文化社团觉得自己未获大社会的肯定，于是便不愿依循大多数人民的共同理解来运作，因而产生脱离的要求。即使不脱离，也会造成伤害感和排拒感，使得要求倾听所有团体的条件（b）似乎不可能实现。在假定受到排斥的气氛下，未能完全达到要求的团体便觉得丝毫不被倾听。这种分裂一旦产生就难以处理，然而民主政治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要预防它的发生。这也就是为甚么确定所有团体受到倾听是极为重要的另一个原因。但在当今这个「多元化」

　　的时代这是不容易达成的。

　　（3）中央集权与分裂如果会产生我所谓的政治分化，则其效果会更为严重。

　　如果集权与分裂会影响到政治的过程并改变其形式，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人民对排斥感的反应可能会采取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所根据的信念，似乎是认为社会最好由互不相干的公民组成，与团体间的联系大概多半都是不好的。秉持这种信念的人民已接受了一种原子论世界观，将社会看成是个人及其生活计划的累积，并拒绝接受政治共同体的现实。这种反应非常容易发生，它也可能因为哲学上的排斥观点而更为加剧。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因阶级战争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分裂。又例如女性主义认为，自由社会因父权主义而造成的无可补救的破坏，以致于政治共同体的任何信念在在都显示出可耻与欺骗。

　　这种从排斥感中产生的政治，无论建立在现实的或哲学构想的基础上（它经常是二者的混合物），都是这样一种政治：它逃避在一种广泛的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联盟，这种政策包含着一些有关普遍的善的理念。它的企求毋宁是激发群体对某种狭隘议题的要求，无视整体的图景及其对整个共同体的影响。任何以共同的善为基础来限制这种政治的祈求都会遭到怀疑。

　　这就是我所谓的政治分裂，多数联盟的潜在选民的分裂，这种多数联盟存在于社会解决整体的主要问题多面向的计划背后，而政治分化则将这些潜在选民打散，让他们支持一个个目标狭隘的活动。每一种活动都会动员一群选民，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护卫自己的立场。

　　我在此所描绘的景象有点像是托克维尔的理论，但却又与他有很大的差异。他所理解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公民的冷漠会使得不负责任的政府权力更为扩大，进而加重人民的无助感，使得他们更为冷漠。但在循环的终点所存在的是他所谓的「柔性专制」，人民会被一个「极大的保护力量」所统治。

　　托克维尔的「柔性专制」，主要在于与传统的专制暴政作出区分。然而他的描述听起来仍然具有十分传统的「专制」意味。现代民主社会似乎与此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代民主社会中充斥着抗议、自由的创制以及对权威不敬的挑战。政府面对被统治者的愤怒与蔑视，确实也会不寒而栗。这些都会在选票中显示，而统治者也必须永远承受。

　　但我们若能以略为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托克维尔的恐惧，这种恐惧似乎就变得十分真实了。危机并不在于实际上的专制统治，而是在于我所谓的分裂。也就是人民越来越无法形成并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当人民越来越以原子的方式看待自己，亦即越来越无法与自己的同胞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的信念下，分裂便会产生。他们的确可能会在某些共同的事业中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系。但这些事业逐渐属于小团体，而非整体的社会。例如地方社区、少数种族、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或是某些特殊利益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