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①]关于政党民主的有关问题，可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61页。

　　[②]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第259、260、261页。

　　[③] 关于政党立法，可参见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94-996页。

　　[④] 关于这两个法案的内容，可参见法学教材编写部《外国法制史》编写组编：《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8页，520-524页。

　　[⑤] 参见[台湾]陈怡如著：《由政党性质检讨‘我国’政党法制》，2002年2月27日，载//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26.htm.

　　[⑥] 参见《由政党性质检讨‘我国’政党法制》一文。

　　[⑦] 非公权力社团是与公权力社团相对应的。公权力社团是指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法人，与之对应的则是私法人。非公权力社团是指处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组织。《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使用这一概念。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第261页。

　　[⑧]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第274、275页。

　　[⑩]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第274、275页。

　　[11]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第263页。

　　[12]参见[美]诺曼。维拉著：《宪法公民权》（Constitutional Civil Rights），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87页。

　　[13] 宪法法庭的设立，是台湾于1997年第四次增修“宪法”之时，在增修条文中第五条规定的。该条规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宪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外，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但是，由于政党“违宪”发起的制度仍付之阙如，因此，至今尚没有任何关于政党“违宪”的审查案件。参见《由政党性质检讨‘我国’政党法制》一文。

　　[14] 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也规定：“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为违宪。”参见[台湾]张世荧著：《中华民国宪法与宪政》，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67页。

　　[15]参见刘兆兴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16] 我国台湾地区虽然目前尚没有“宪法法庭”宣布政党“违宪”并解散的判例，但是，在有关的宪法学著作中对此问题也有讨论，指出有关政党‘违宪’案件的判决，“对于‘宪法’法庭之裁判不得声请不服。被宣告解散之政党应停止一切活动，并不得成立目的相同的替代组织，其依政党比例产生之民意代表自判决之日起丧失其资格。”参见《中华民国宪法与宪政》，第167页。

　　[17]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第263页。

　　[18]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第266页。

　　[19]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前置程序的规定，允许德国共产党进行辩论。期间，德国共产党以对该党进行违宪审查本身即是违反《基本法》为由，多次请求宪法法院停止审理程序。其抗辩理由包括以下内容：宪法法院援引基本法第二十一条来确认共产党违宪，但该项的规定恰恰是不可直接援用的法律；德国共产党的建立早于《基本法》的生效，它是根据1945年8月产生的《波茨坦协定》建立，并经过当时的占领军当局允许而进行活动的，因此不能依据其后的基本法对其进行审查；若确认共产党违宪，就会违反宪法上统一德国的义务，并且无法进行统一德国的选举。宪法法院驳回了德共的抗辩理由，认为德国共产党违反了《基本法》规定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宣告该政党违宪，予以解散并没收其财产。参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