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时期，财产归属，即所有权制度都是一个决定社会秩序形成、 确立的关键因素。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内容和规 则获得了极大发展，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为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经济模 式所取代。因此，打破原有所有权概念，重新构建新的所有权制度，并以国家根本法即 宪法的形式予以确立，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课题。从下文列举的案件来看 ，可以略知如今我们对于财产所有权问题无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还是在法律上和制度 上，都是相当的混乱。此处文章属于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解决方案的尝试之一，思考深 刻、观点鲜明，合理抑或唐突总是因人而异。谨此示于读者，意在不废一家之言，顺便 提及，现今法学界对于物之所有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如：财产权、产权、所有权。对 这三个概念的异同，学者间颇有分歧。为尊重作者起见，本刊不要求一律采用传统的、 于法有据的“所有权”概念，而保留作者采用的“财产权”概念。

　　三个案例

　　案例1：

　　1999年9月8日，侯瑞昌产权纠纷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第一次开庭。此 案原告是公民侯瑞昌，被告是北京市民政局。

　　据原告侯瑞昌向法庭陈述：1988年2月侯瑞昌与黄小群等人自愿投资3.7万元，组建合 作经营组织市政施工经济施工实体，并已承包工程。1988年3月，原告方与北京民政局 建设处达成横向联合协议：与民政局共建一联合体，由民政局负责将联合体注册成立市 政工程公司，原告方负责联合体的经营，原告方每年交给民政局10万元，每年递增10% —15%的利费。在确保上交国家税费和民政局的利费之后，其余资产归原告方所有。在 双方合办的市政工程公司注册成立前，由民政局负责暂借民政局建安公司四处的公章和 执照，为该联合体的经营代收代交税费事项。此后，从1988年4月至1995年8月，该联合 体共完成市政工程产值8000多万元，上交国家税费460余万元，交民政局利费213万元。 联合体资产发展到1400余万。1995年7月，原告方向朝阳区工商管理局申报成立“北京 市民建市政建筑工程公司”，工商局已受理，1995年8月，民政局建设处新任领导对原 告宣布，该联合体的资产为国有资产，查封帐号，将公章、权力交给民政局的工作委员 会接管。

　　而被告方民政局反诉说，侯瑞昌本人是国家正式干部，所从事的工作是正常职责范围 内的工作，不存在个人投资、个人经营的性质，不承认侯与民政局建设处达成的“联合 ”协议。从1997年8月到1999年4月，侯瑞昌先后5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立案申 请，前4次皆被驳回，第5次申请终于被法院受理。

　　1999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侯瑞昌诉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处侵占其财 产权案第5次开庭，经过原告、被告的相互质证，合议庭休庭合议，审判长宣布裁定结 果：此案应该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处理，不归法院审理，不服可上诉。①

　　案例2：

　　70年代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赵志强凭自己的技术能力，带领20多名知识青年创办 了哈尔滨卫健药厂。由于多种原因，该药厂曾多次变更主管挂靠关系，经历了好几个“ 婆婆”。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厂长赵志强向挂靠的主管部门提出对工厂的产权进行 界定，该厂工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罢免了赵志强的厂长职务，发生了 当地著名的“争夺工厂事件”。被罢免的赵志强四处奔走，到处喊冤。不久，哈尔滨市 香坊区检察院又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于1998年6月将赵志强拘审，产权界定从此搁浅 .界定不了产权，就界定不了该药厂的所有权性质，实质上也无法确定赵志强是否贪污 .赵志强被拘押100天后取保侯审。1999年8月，74岁的赵志强因病去世。临终时，他的 取保候审也未解除。②

　　案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