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孙中山对形式合法性的重视有诸多表现，如1924年他在起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时，将“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作为首条内容加以规定。参见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页。

　　[28] 毛泽东对法律资源的轻视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由于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比如，毛泽东在北戴河时的讲话，无疑悬置了中国宪法。

　　[29]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0] ［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31] 参见王怡：“自由主义、世俗化和合法性危机”，资料来源：//www.chinapublaw.com.

　　郑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