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印度：关于财产权的宪法冲突

　　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时，财产权条款分见于第19条第（1）款第（f）项和第31条两处。[38]尼赫鲁个人通过制宪会议将这两条财产权条款写入宪法，尼赫鲁深信面对他所构思的改革，这些条款及其所保护的财产权都无法长久持续下去。[39]尼赫鲁认为财产权条款只不过提供的是对财产权的有限保护，它包括对“小型”（petty）强制征用的补偿，却不适用于让全国大多数人受益却只是对少数地主有不利影响的大规模社会工程方案。尼赫鲁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从社会的视角而非财产所有者个人的视角看，补偿就是公正的。[40]这一观点很快遭到了法院的反驳，激起了印度法院和议会之间持续长达25年之久的冲突，最终导致将财产权条款移出权利法案。卡斯卡尔森[41]将冲突的背景以及负面效用归咎于宪法中写入了财产权条款，但事实上所面对的情形却是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显然居于至为重要的地位。墨菲[42]则去责备印度法院的无能，认为他们缺少在需要改革的情势下，发展出一套相适宜的非对抗的违宪审查的模型和框架的能力。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印度的土地和经济改革已成必然的情势下，任何涉及到印度宪法上财产权的个案判决，都会起到引起围绕财产权的宪法斗争的作用。如果这确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这段历史可谓为尼戴尔斯基反对财产权宪法化的意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三个关于土地和经济改革的早期案例中，[43]印度法院以越权无效为由来否定改革法案的效力，从而判决改革法案违宪。有趣的是，在这些早期的判例中，法院避免求诸财产权保障条款来寻求其判决正当性，而更愿意将判决基础建立在1950年印度宪法的第14条中的平等权条款及第19条中的合理性条款之上。 所有三个判决都被认为是保守的反改革的，但事实上它们都依赖于宪法上对平等权及合理性（而非财产权条款）的保障，来阻止本来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土地改革。[44]当Kameshwar Singb v. State of Bihar案[45]还处于上诉期时，[46]制宪会议就通过引入195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来对这些保守判决做出反应，宣告国家对“地产”（estate）的收购或“地产”[47]上的权利以及其他类似的土地保有（land tenure）不受宪法[48]第14条、19条或第31条[49]的约束，这样使得一般性的土地改革措施免除于司法审查范围之外。[50]简言之，第一修正案意在通过剥夺法院对一般性的土地改革措施的司法审查权，来防止1951年Kameshwar Singb判决的重演。[51]随后，当Kameshwar Singb案进入上诉审时，最高法院判决[52]认为第一修正案确实使得改革法案免于严格的司法审查，但判决[53]中法官的多数意见仍认为，法院所被剥夺的权限所影响的仅仅是补偿的量，而非对公共目的的要求，接下来法院以和公共目的的要求不符为由，否决了两部改革法案中的相应条款。这一判决被视为是蔑视对议会中改革论者意图的信号。[54]

　　1952年到1956年的一系列判决进一步显示出司法蔑视议会的迹象，但这时司法对改革的抵抗主要是以财产权条款为基础，而不再去仰仗平等权条款-大多数判决转而去关注补偿的充分性。这些判决中最重要且最有影响的当属State of West Bengal v. Subodb Gopal Bose案，[55]在该案中最高法院[56]采取了不寻常的主张，即将宪法第31条各款视为一个整体，而不能对其加以孤立的解读，结果是根据第3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征用（第31条第2款）和剥夺（第31条第1款）都应给予补偿。[57]法院采取这样姿态[58]的后果在于，这极大的限制了政府不给予补偿就引入限制财产权的规制措施的能力，而财产权条款中补偿要求的范围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59]乃至包括了对财产权的剥夺。[60]

　　在State of West Bengal v. Bella Banerjee案[61]中法官们的一致判决意见，代表了最高法院对财产权条款的保守立场的发展新阶段。在该案中，最高法院[62]判决宪法确实给立法机关留出了充裕的回旋空间，让他们来确定计算补偿数额的原则，然而法院还是有权限来确定是否对构成“财产权的真正价值”的所有要素都已加以考虑，是否考虑了需考虑的相关因素。在该判决中，最高法院向国会力图排除法院对征用补偿的管辖权的努力提出了挑战，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补偿不能和全部价值相关联，或者与征收财产价值不对等，那么法院可以以不合理为由将其撤销。 这是帕坦伽利·沙斯底利首席大法官在任期间所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适用于对各种改革努力的审查，这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