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2页。

　　[21] 参见「英」R. J. 文森特著，凌地、黄列、朱晓青译：《人权与国际关系》，知识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8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0页。

　　[24] 「美」科斯塔斯·杜兹纳著，郭春发译：《人权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74页。

　　[25] 「美」科斯塔斯·杜兹纳著，郭春发译：《人权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7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第2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第16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第12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2－14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32] 中国政府始终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两类人权同样重要、不可分割，但如果不能两全，应当优先保障生存权。“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直严厉地批判指出，人权（比如说表现自由）对缺乏实现其物质基础的无产阶级来说只是‘画饼充饥’”。参见「日」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人权、国家与文明》，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207页。

　　[33]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需要有经济和物质条件的帮助，因此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是，须采取步骤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资源“逐渐达到”该公约承认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逐渐达到”意味着，“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这个词语应依照总体目标来审视，即确立缔约国尽可能高效率地实现这些权利的明确义务。”参见「挪威」艾德等著，黄列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63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0页。

　　[38] 参见郝铁川：《论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9] 「美」科斯塔斯·杜兹纳著，郭春发译：《人权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72－173页。

　　[40] 参见「英」R. J. 文森特著，凌地、黄列、朱晓青译：《人权与国际关系》，知识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85－87页。

　　[41] 《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13页。

　　[42] 江泽民：《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战阶段的胜利-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1999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第1版。

　　[43] 「美」路易斯·亨金著，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权利的时代》，知识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9页。

　　[46] 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在四种情形下享有权利的：1、有权提出对某种利益或行为的主张-主张权；2、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自由权；3、有权迫使对方做出或者不做出某种行为-权力权；4、有权不受某种对待-豁免权。与这四种权利相对应的四种义务分别是：职责（无权利），无权（无权能），责分（职责），无权（责分）。参见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