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建立司法救济：将“贿选”纳入诉讼的渠道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是如此。目前，村委会选举还没有纳入我国选举诉讼的范围，司法监督的力度明显不足。这种缺乏权利救济的现状使得大量的违规甚至违法的选举行为以及属于法律空白的选举行为，长期以来游离于司法救济之外，不仅使得选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更使得“贿选”等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如果说选举程序的完善和实体法律的修订可以在事先遏止“贿选”行为的发生，那么司法救济的途径则是事后保护选民民主权利、打击违法选举行为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应建立选举纠纷的救济机构，尽快解决司法救济缺位的现状，将“贿选”、选举程序瑕疵等行为纳入诉讼的渠道。在选举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法院在换届选举年设立专门的选举纠纷临时审判庭，建立选举诉讼简易程序及时解决选举纠纷，避免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处理选举纠纷时大量适用“通知”、“决定”等没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效力较低的文件，缺乏权威性的弊端（注释21） ，加强对选举行为的法律规制，逐步树立处理选举纠纷的司法公信力。

　　（二）“贿选”的综合治理

　　1、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注释22）

　　尽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城市中，也存在贿选，但它在中国广大农村更为严重，更为普遍，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更为重大，也更具危害性。为什么贿选在农村的作用如此之大呢？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前一层次需求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的第一层次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民主权利得到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中国许多尚未脱贫的农村，农民正处于为生存奋斗的第一层次需求阶段，当有人以金钱、物质利益诱使他们放弃民主权利时，他们往往屈从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卖需求层次靠后的民主权利，将神圣的选票作价出卖。只有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才能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当富裕了的农民需求层次相应上升之后，会更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即使不能根除贿选，至少也能提高贿选的成本，也就不会再出现部分选民为一条香烟、一袋洗衣粉出卖自己选票的可悲情形（注释23） .

　　2、加强对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的监管。

　　正如前文所分析，利益驱动是“贿选”存在的经济土壤，正是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长期处于没有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况，给“贿选者”上任后收回成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集体产权下，村委会首先是一个财产权主体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甚至是唯一的公共产权主体，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出让土地开发房产，管理本村集体经济企业，自收自支，游离于村民大会的监督。因此，如果光在选举上禁止贿选，而未在村集体资产管理上下更大的功夫，村集体资产还在村委会的控制之下失去相应的监督，村民对集体资产所拥有的权益还是没有保障，村集体资产及其收益还是有可能流失、被侵吞（注释24） ；在巨大的集体产权利益寻租的诱惑面前，不仅不能遏止贿选，而且可能使贿选愈演愈烈。

　　贿选是集体资产失管状态下的极容易出现的非常态的选举方式，显示了有关部门对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薄弱。要根治贿选，应该同时从严管集体资产着手，堵住集体资产流失、被侵吞的漏洞；对村集体资产的控制权不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加监管和约束，只有村集体经济被严格监督和有效管理，变得无利可图时，村民的权益才会有保障，也可以从根本上约束部分候选人参选的不良动机，从而在经济利益的层面根除贿选现象，使得村委会换届选举走上规范化、有序化、法治化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