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判一旦确定，就产生了既判力。如果无视这种既判力而任意重开审判的话，将会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法律也就难以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法的安定性遭到破坏，程序正义更无从实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将既判力原则绝对化，而置重大事实错误于不顾。这反映了法的确定性与法的真实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但在神明裁判的年代，人们对神充满了信任，对神的裁判更是深信不疑，加之神是不分等级的，所以在神明裁判时代实行一审终审制。在这种诉讼制度之中，刑事裁判的真实性直接依赖于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既判之事实，视为真实。在这里，真实性与确定性是完全统一的。只要是确定的判决，就是真实的判决，因而也是不可更改的。

　　一旦人类掌握了裁断是非的权力之后，刑事裁判的真实性与其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法官们所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纠纷，无论其如何谨慎行事，也难确保裁判绝对正确。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就成为诉讼制度中一个难题。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相比，还需协调国家刑罚权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尖锐冲突。

　　以生效裁判为特定审理对象的再审程序就是专门平衡法的确定性和法的真实性之间矛盾的程序，换言之，就是调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与发现客观真实之间的矛盾的特殊程序。再审程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地规定再审理由，使之既能严格限制再审的提起，以维护生效裁判的安定性，实现程序正义，又能使重大事实错误得以纠正。协调这对矛盾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控制再审程序的提起，而并不在于具体的审理程序。因为再审程序的具体审理活动完全可以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有关规定，其特殊性并不十分突出。而控制再审的提起以及再审的具体审理活动都离不开再审理由这一关键，因而再审理由，既是再审程序中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考察世界各国的再审模式，无非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两种。本文对刑事诉讼再审理由的研究，首先从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这个角度入手，并在此基础之上，专门论述作为再审理由的新事实的两个性质。

　　一、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

　　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是衡量诉权的尺度，无利益则无诉权，无利益则无诉讼。刑事诉讼活动就是一场特殊的利益之争，即国家与刑事被告人之间关于刑事责任问题的争议。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国家的这种追诉活动不应不择手段，而必须注重方法。因为刑事诉讼程序，既应当保护社会，也应当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辩护权利。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就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制裁。 而公正裁判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国家的追诉活动不可以不受限制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七款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法官一旦宣告判决，其权力即告用尽。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国家在作出一项生效裁判之后，即意味着追诉活动的终结。这是古罗马法中的一项古老原则，习惯上，人们将其归纳为这样一句法谚：裁决一经做出，法官即停止做为法官。 国家的刑罚权已经耗尽，对同一犯罪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不得再行追诉。既然国家的刑罚权已经耗尽，其追诉活动也就缺乏根据。既然如此，不禁要追问，再审制度不是为了追诉，那又是在追求什么呢？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目光应当转到有形程序规则背后的无形程序理念当中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规则不过是程序理念的物化而已。

　　其实，除一审普通程序外，二审和再审程序都属于救济程序范畴，德国刑事诉讼法干脆将抗告、上告和上诉程序直接冠名为法律救济程序。那么救济是什么呢？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救济（remedy）是指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一项权利得到实施，或者使侵权行为得到遏制，或使受害方得到补偿，或使错误行为得到矫正 .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 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救济是通过矫正、改错等方式，使受害者得到补偿。没有权利就没有救济，如果受害人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就不成其为权利，因而即使受到侵害，也不能申请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听任权利受到侵害而置之不理，那么该项权利也就不成其为权利。由此可见，权利与救济构成了对语，互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