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急剧增加，成为一个日趋严重和突出的问题。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其健康成长及对其犯罪的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与命运，处理得好，可以使犯罪的青少年悔过自新，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处理不当，则会适得其反，不但不能挽救和矫治失足少年，还可能给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深深的心理创伤，甚至使他们失去自尊自爱而自暴自弃，最终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对他们和社会都不利。未成年人因其智力、心理、辨别能力等诸多方面有别于成年人，其犯罪的原因、动机、手段与成年人大相径庭，这客观上呼唤着对其犯罪采取一种有别于成年人处理的指导思想和办案程序。鉴于此，本文拟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作一探讨。

　　一、简易程序的理论依据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所孜孜以求的双重价值目标，但这两者在刑事诉讼中往往难以兼得，它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片面地追求公正，或片面地追求效率都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实现，如何寻求两者最大限度的统一和谐是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基于对公正的考虑，刑事案件应尽量适用普通程序，强调控辩双方的抗衡，注重被告人、辩护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对公诉人以及审判机关职权的制约，但是刑事案件错综复杂，多种多样，既有案件性质的不同，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异，对这些不同的刑事案件，如果不分轻重，不分简繁易难，都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对每个案件来说虽有利于保障诉讼公正，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某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简单轻微案件却可能浪费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显然违背效率要求。同时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面对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案件不断增多，刑事诉讼的任务越来越重的严峻形势，就有可能造成案件积压，司法活动拖延，致使一些重大复杂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得不到所需要的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个别案件的公正可能影响众多案件的公正。

　　199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作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基本法律没有规定少年司法制度，而作为办案依据的仅是一个司法解释，所以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人们殷切期待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这方面的规定。然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并没有增加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这是否意味着对以前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否定呢？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是此次刑诉法修改基本考虑是“修订”而非“大改”，既是“修订”，就只对那些实践中问题较多而非改不可的地方予以修改，对于其他可改可不改或尚不太成熟的问题就暂时不改。[1]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人们期待增加的诸多特别程序中仅增加一个“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增设，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特殊性原理和认识论原理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是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在难以兼得的情况下对二者进行协调统一的最佳选择。简易程序自新刑诉法颁布实施以来，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及时惩治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简易程序是新增程序，适用时常遇到一些问题，尤其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适用时与成年人案件有何不同？简易程序中法庭教育如何开展？等等。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对于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绝大多数学者主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其理由：（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错综复杂，多种多样，既有案件性质不同，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异，对不同情况的案件应该采取相应繁简不同的审判程序。（2）少年案件大多数是量刑在三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3）简易程序因其特殊的审理形式，非常适合少年的身心特点。（4）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如西德《青少年刑法》中就规定了“少年诉讼简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