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认为，两者之间应当进行价值上的选择，首先要认识到，只有限制公权力的使用，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其次要从培养社会的法律意识着眼，从个案看有可能放纵犯罪，但是更要看到超期羁押行为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靠超期羁押来防止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对抗非法的现象，如果司法人员自己尚不尊重法律，又如何让其他人来维护法律尊严呢？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如何能够提高呢？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何家弘教授也指出，杜绝超期羁押必须转变执法观念，要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变为多元平衡的价值观。过去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应该表现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是对社会中守法公民的权利的尊重，而且包括对那些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因此，我们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刑事诉讼中既要考虑保障人权，也要考虑社会稳定等其他方面，而不应仅考虑其中的某一方面。

　　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超期羁押

　　人的行为是观念的体现，学者们一致认为，要预防乃至杜绝超期羁押，只有转变执法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何家弘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种观念的转变：一是从权力本位的执法观转变为权利本位的执法观。我国长期重视权力而忽视权利，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权利为本。执法中为维护国家权力就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二是从军事斗争观转变为文明的公正执法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执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军事斗争观念的影响。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是“你死我活”，而执法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公正。三是从有罪推定的侦查观转变为无罪推定的调查观。侦查与调查体现了观念的不同。过去强调侦查，容易使办案人员产生有罪推定的倾向，容易出现以捕代侦、羁押后刑讯以获取证据的做法。四是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有很多案件，由于侦查机关没有收集到充分证据，虽然已经“破案”，但是“诉不出去”或者“判不下来”，形成超期羁押。究其原因，侦查人员的办案观念起了重要作用。查明是让自己明白，证明是让他人明白。侦查人员查清了案件事实，但是要让检察官、法官和其他有关人员相信这是事实，就要靠法律所认可的证据来证明。五是从依赖口供的证明观转变为重视物证的证明观。我国司法传统中重视人证，因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非常重视。现在，人类的司法证明已经进入了以“物证”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证据”时代，司法人员也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六是从坚持错误的知非观转变为知错即改的知非观。有些侦查人员知道错误拘留、逮捕后，不是立即改正、释放被羁押人，而是想方设法发现被羁押人的其他问题以证明其羁押行为的正当性，结果错上加错。

　　但是，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那么目前应如何预防超期羁押呢？张智辉提出，预防超期羁押要在现有条件下多想对策。其中，少用羁押措施是重要手段。虽然法律规定了拘留、逮捕的期限，但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羁押状态下的侦查并无期限限制。因此，应当研究在不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不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状态下，通过其他侦查手段来突破案件，减少对羁押状态下获取口供的依赖。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教授认为，在完善现行羁押制度方面，登封市检察院探索对超期羁押问题由事后监督向事前防范的转变，采取多项措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值得推广。这说明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的范围内，通过创新工作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减少超期羁押现象。但是为了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高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现象，还需要从制度上重新构建我国的羁押制度，比如拘留、逮捕以后是否羁押，在国外是由中立的司法官进行审查、作出决定，而在我国拘留、逮捕的后果就是羁押，没有进行司法审查，而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后，国外有定期审查程序，即由中立的司法官对继续羁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定期进行审查，而我国并没有这种程序，因此我国应当在宪法中确立羁押由中立的司法官进行审查的原则。另外，当前容易做到的是将羁押机关从公安机关中分离出来，以形成羁押对侦查的有效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