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16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芜湖县法院大法庭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李文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宣判后，李文革非常懊悔，面对受害人家人异常激动的情绪，面对受害人母亲当庭留下的眼泪与鲜血（受害人母亲当庭头撞法庭案几，留下一滩血），李文革要求一命抵一命，并在三页宣判笔录上连书三遍“我要求枪决”！

　　事情还得从李文革所犯下的案子说起，2001年11月28日晚，李文革从宣城市离家出走，步行了近二十个小时，行至芜湖县赵桥乡杨老村时，他感觉心中有股气，按捺不住想杀人泄愤。李文革遂踹开公路边一家村民旧宅，窜入房内找到一把木柄锄头，出门见公路旁正有几名学生，于是就冲上去。

　　此时正值下午放学时间，赵桥中学学生江小龙等正和几位同学一道回家。一路上，小家伙们又蹦又跳，打打闹闹，谁也没有料到灭顶之灾已悄然来临。李文革冲出门也不讲话，拿起锄头就朝被害人江小龙头部砸去。江小龙被砸倒在地，李文革仍感怒气未消，又持锄头向其头部连砸两下，可怜才13岁的江小龙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李文革仍不罢休，又拿着锄头追打行人，并将路旁正在行驶的汽车玻璃砸碎，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江小龙后被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花季般的少年就这样结束了生命，父母带血的哭声再也唤不回活泼灿烂的儿子。

　　李文革当晚一言未发，次日及庭审中向民警与法警说：“当时我心里很生气，就想杀人。我感到自己是宇宙的太阳神，全身筋在不停地跳，感到身上就象有一股气在逼他打人、杀人。杀伤了小孩，气就消了。”

　　人们不禁要猜测：这丧心病狂的家伙是不是“法轮功”患者或者是精神病？经查，李文革没练习过“法轮功”；经精神病司法鉴定，被告李文革案发时急性躁狂发作，具有限定责任能力。

　　既然是具有限定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就罪不处死，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于是芜湖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处李文革有期徒刑15年。对此判决，被告人李文革不服。2002年6月21日，李文革书面正式上诉：“认为量刑太轻，认为自己作案手段极其残酷，要求枪决，请省高院领导给予批准”。（其上诉状就是这几句话，但可断定，开庭与宣判时其身体很好，精神无异常。）

　　这也给司法实践出了道难题，这道题并非是情理上的：疑犯李文革要求枪决自己，受害人的父母也要求枪决罪犯，法院为何不成全双方当事人。而是法律上的：李文革的上诉是否有效？

　　刑事案件宣判时，法院将告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表面理解：只要对一审判决不服，不论认为判重了还是判轻了，只要在上诉期内的上诉都是有效的。但是，李文革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诉讼程序也无异议，仅认为量刑太轻，要求枪决。此种情况能否启动二审程序？李文革上诉是否有效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这种上诉是无效的，理由如下：第一，违反正常人思维逻辑。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考虑，想通过上诉程序，改变或减轻对自己不利的判决。第二，纵使一审法院量刑不当，对量刑不当的上诉案件，只能减轻，不能加重。国际通例，上诉是不加刑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也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三，李文革被处死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有法定的前提条件，需要检察机关抗诉或要有新的更加权威的鉴定来否定原鉴定，证明其案发时确实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而在本案中，李文革对诉讼程序无异议，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第四，如果对“不服”二字表面上有两种理解-或认为判重了或认为判轻了，那么不知道对“服判”二字又做何种解释？实际上，服判并非是正正好，而应理解是对自己的判决是正好适当的或是较轻的。最后，即使李文革上诉有效，除增加一个案件数、增加上一级法院工作量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一级法院是不可能改变对李文革的处罚的，更不可能加重处其极刑。实践中，也几乎没有象本案这样被告人上诉要求加刑处死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