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判方式改革问题

　　修订后的刑诉法，顺应刑事诉讼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出变革审判方式。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控辩式”庭审，让公诉人和辩护人就犯罪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法官居中裁判而不是和公诉人一起审问被告。所有定案的证据，应当在法庭上经过当庭举证、质证、认证。但在实施新刑诉法进行审判方式改革中也遇到不少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控辩式诉讼要求控、辩、审三权分离，检察官和辩护方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亨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法官居中裁判。但是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律监督者，造成控辩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官更多地要考虑控方的观点和主张。控辩双方地位在开庭礼仪上也很能说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25条规定“审判人员入庭时，请全体起立”，就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强烈不满，最终无法实行。

　　二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不仅包括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也包括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新刑诉法实施后，法院行使审判权受到其他机关干涉的情况有所好转，这也是全社会法制意识提高的结果。但在法院内部却并不能完全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表现在先定后审和请示报核两个问题上。在案件开庭前，法官就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在合议庭内部先进行讨论，预先确定判决刑期，这就是先定后审。先定后审与新刑诉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使开庭流于形式。不仅如此，有部分法院对审理中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动胤打报告向上级法院请示，而有关法院也乐于解答，以为是帮助下级法院解决实际问题。从请示报核的动机上看，业务水平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上诉后被上级法院改判而被追究错案责任。请示报核的存在，违背了二审终审制原则。因为经请示后判决的案件，实际上是二审并为一审，便当事人的上诉权得不到保护。

　　三是证人作证问题。按照控辩式庭审的要求，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质证、认证。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证人应当由举证方负责保证出庭。但新刑诉法规定证人由法院通知，并且绝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据某法院统计，该院审理的刑事公诉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5％左右。证人作证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刑诉法上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后果，也没有对证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法院、检察院还是律师负责通知证人出庭，各方认识不一。第三，证人本身法律意识不高，害怕打击报复、得罪人，存在传统上不愿涉讼的心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证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就只能对书面证言发表承认或否认的意见，无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证。

　　四、司法机关的配合问题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实现刑诉法的目的。新刑诉法施行一年多来，虽然总体上配合得不错，但在某些方面也衔接得不好，主要表现在二方面：

　　一是赃款赃物移送问题。新刑诉法专门增加了一条关于赃款赃物移送的规定，但比较原则。在实际执行中，有的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不移送赃款赃物。因为有的地方财政对赃款赃物采取提成的办法，即使不提成，执法机关也可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筹码要求多拨办案经费。而且在六部委的《规定》中，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且是否是赃款赃物只有通过审判程序才能确定），法院则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退回侦查，也不能轻易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赃款赃物不能依法移送，还很容易产生司法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