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完全等同于“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有悖于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所谓“科学地规定”是指法律规定必须清晰明确，不会使公民在理解时出现重大疑惑，所谓“合理地规定”是指法律在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时必须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制约的原则。而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当作“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来理解（以下简称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则不符合这两项要求。首先，这种理解使得《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失去效能，不仅普通公民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确认适用取保候审的最终适用条件。“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从《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中，这一规定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具有条件的特性，因为在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仍然可以在“可以取保候审”或“不可以取保候审”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当什么时候“可以取保候审”什么时候“不可以取保候审”，却不是明示的，具体说就是司法人员在选择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已不再是条件（因为它并不能决定司法人员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可能说它是前提要更为恰当一点，即当且仅当符合这两种情形时，司法人员才会考虑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适用取保候审却不清楚，那么司法人员到底是以什么作为判断是否取保候审的法定依据呢？对“可以取保候审”作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时，这种缺陷实际上是无法弥补的。其次，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司法人员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事实上是变得无限大。按照这种理解，司法人员可以自由地判断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而无须去考虑这种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在这种理解中，“可以取保候审”被解释为绝对的授权性规定，即其本身就已经包含有做出“既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不取保候审”两种判断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判断的权利没有任何的限制，既没有明示的法律条文中的直接的限制，也没有法理上的间接的限制，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人员可以凭其个人好恶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无须任何理由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实践中的同志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司法人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据此，司法人员当然可以自由地决定取保候审的适用了。但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曲解，从法理上讲，自由裁量权从来都不是一项无限制的权利，它在法学理论、法律规定、适用者和适用对象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的明显的限制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对“可以取保候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而是应当作附条件地理解，即司法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王占洲 林苇